李登輝時代推動務實外交及確保台灣國家安全
李登輝時代推動務實外交及確保台灣國家安全
編者按： 台灣綜合研究院與本報合辦的「李總統主政十二年與台灣的成就」研討會，今天上午九點至下午四點半在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中山南路二十號）舉行，李總統將親臨致詞，隨後，會議分就民主憲政、經濟建設、國防外交兩岸關係與社會文化等層面展開討論，包括學者、專家、官員發表專論，本報特別摘錄專論內容刊登，以饗讀者。
※ 大陸政策 確保台灣安全
※ 文化思想 摒除中國封建思想
※ 制度變革 打下經濟基礎
※ 積極外交 證明台灣存在
※ 解構權威化 黨務陷困境
※ 務實民主派 改革急先鋒
※ 提升競爭力 邁向科技島
※ 國安擺第一 軍隊民主化
大陸政策 確保台灣安全
◎林文程
大陸政策是李總統執政十二年當中著力相當深的公共政策領域，也是李總統之施政中較引起爭議的部分。李總統推動大陸政策是以確保台灣主權獨立地位及國家安全為目標，因此推動務實外交、整建國防構成大陸政策的一部份，但是兩岸互動過程中的攻防策略則是整個大陸政策體系最核心的部份。
基本上，李總統在任期的第一階段（一九八八｜一九九五），似乎傾向於推動對大陸的和平演變，因此我們看到兩岸民間交流、經貿往來急遽增長，一九九○年總統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於一九九一年通過「國家統一綱領」，設定兩岸統一的三個進程、及一九九五年四月八日李總統提出建立兩岸正常化關係的六點主張。然而，在其任期的第二階段（一九九六｜二○○○），李總統似乎更著重確立台灣的主權地位。因此在此一階段，我們看到李總統於一九九六年提出「戒急用忍」政策、一九九七年七月提出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主張。
李總統這種政策的修正，應是與國內外情勢的發展有關。在一九八○年代末期至一九九○年初期，共產主義似乎已成為風中殘燭。李總統當時認為共產主義正步向衰亡，他相信如果「台灣經驗」能夠擴散到全中國大陸，使大陸人民知道自由民主社會的好處，則中共也會走向放棄共產獨裁政權的道路。因此李總統在其十二年任期的第一階段，採取的是對中國大陸和平演變的政策。
然而，在一九九○年代的後半段，中共逐漸突破外交孤立的困境，美國柯林頓政府自一九九四年開始由圍堵中共轉為與中共交流，此一交流政策在一九九六年以後更為深化。這時李總統對中共由經濟量變導致政治質變的可能性，似乎趨於保留，因此在大陸政策上採取謹慎的作法。眼見台灣對中共的民間交流已到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邊緣，而且中共已經反過來利用台灣對中共的經濟依賴來逼迫台灣妥協讓步。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一九九五年以後，升高對台灣的軍事威脅，這應也是李總統對大陸政策趨於謹慎的重要原因。
在李總統主政十二年的大陸政策中，產生影響最大的當屬「特殊國與國關係」論，一方面此一主張升高台海地區的緊張情勢，但另一方面李總統打破台灣多年來的政治禁忌。在李總統提出「兩國論」的主張之前，政府一直堅守「一個中國」立場，政府一切施政仍然以「中國統一」為最終目標，結果是我國的「務實外交」無法真正務實，台灣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受到挑戰，而且政府的組織架構疊床架屋，浪費行政資源，更嚴重的是一部份國人始終不知為何而戰。
李總統的「兩國論」主張事實上已經為台海兩岸關係定下基調。由我國公元二○○○年之總統大選中，陳水扁、宋楚瑜、連戰三位政治菁英對兩岸關係的定位之主張顯示，三者均是以李總統的主張作為基調來加以調整。同樣地，李總統要求台灣尊嚴、兩岸平等的主張，也獲得絕大多數台灣菁英與人民的認同。
與「兩國論」相輔相成的是李總統提倡新台灣人的意識，以及其對凝聚國內共識所作的努力。固然台灣民眾在統獨立場上仍有相當程度的分歧，但是共識卻逐漸在形成中。一九九六年國家發展會議朝野所獲致的三十六項共識中，一致反對以「一國兩制」處理兩岸關係、主張「在台灣優先的原則下，堅決維護台澎金馬地區二千一百餘萬同胞的安全與福祉」、強調台灣優先的觀念、不接受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的說法等。再者，李總統所建構的大陸政策決策體系，仍然成為繼任者決策及推動大陸政策的基本架構。原先反對「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的民進黨上台執政後，亦不敢輕言更動。
基本上，李總統對大陸政策所本的是漸進主義的原則。就如李總統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所言，中國大陸雖然物質生活有了相當程度的改善，但是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體制仍然沒有改變，中國大陸是否能夠經由政治改革達成結構性改變仍然充滿不確定性，而且中共仍然持續對台灣採取威脅打壓政策，因此台灣必須堅持「戒急用忍」政策。李總統的戒急用忍政策，雖然未能扭轉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但已減緩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及投資金額之增長速度。
事實上，李總統並沒有排除未來兩岸統一的可能性，只是認為中國的再統一應循序漸進，而且應該統一在民主制度之下。「國統綱領」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也是循序漸進的分成三個進程來進行，兩岸通航同樣先從「境外航運中心」做起，台海兩岸先從農業合作、文化交流、國有企業改革經驗交流等議題來達成雙贏，及建立互信關係做起。但是在中國大陸由量變促成質變之前，在中共未改變對台灣基本態度情況下，李總統強調以台灣為優先，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主張戒急用忍，如果這種立場是獨台，那麼超過八十％以上的台灣民眾都是獨台份子。李總統以漸進主義來推動兩岸關係的原則，相信仍會為繼任者所遵循。
李總統已經堅定、尊嚴地帶領台灣走過十二年，使台灣轉化為一個民主的國家，拉大臺海兩岸政治體制上的差距，他的大陸政策不管是對台灣、兩岸關係、或整個東亞體系均產生重大的影響。最重要的是，李總統已經使「人民主權」的觀念成為台灣普遍接受的原則。（林文程為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
）
文化思想 摒除中國封建思想
◎杜正勝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統治台灣五十年，所締造的台灣經驗，舉其著者是一九七○年代的經濟奇蹟，一九九○年代的政治寧靜革命，進入二○○○年以後，第三波經驗將是一種新的文化觀。這種新文化觀現在還不太明朗，但從九○年代的發展來看，隱約可以窺其面貌。
九○年代是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二年中最主要的年頭，他在政治上贏得「民主先生」的美譽，在文化上則提出「新中原」口號。我現在一時無法查索「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提出的確切時間與情境，根據一些資料，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左右。
「中原」是一個歷史地理名詞，大抵以今日中國河南省為主，在春秋以前，是文明古國匯聚之所，當地人自稱為「華夏」。「中原」不等於「中國」，譬如︰明清時代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或經濟、文化首善之區的江南都不會稱作「中原」，因此，「中原文化」不等於「中國文化」，可見要在台灣建立新的中原文化，當然和二千年來的中國文化是有所區隔的。
李總統心目中的中原文化是什麼？一九九五年他在「全國作家新春聯誼茶會」的談話，透露一點信息。他說：當我們提到中國的儒家，就談到不同的朝代，我認為為什麼大家不回復到周代，或是春秋那個時候，封建制度還沒有成形以前，沒有封建的中國思想。大家為什麼不發掘，這是最寶貴的文化資產。
他把發掘周代或春秋的文化比作近代西歐社會的文藝復興。他又說：過去談到中華文化復興，都是以〕復古的〕（按，疑衍文）各封建朝代的作品作為我們復古研究的對象，但我們為什麼不去探討中國人最偉大、原始的周代或春秋那個時代的人們的思考，充滿了「人生」，也充滿了人和人之間的博愛。這和我所提的「和諧相通」的作法十分接近。為什麼我們不以當時的思想拿到現在來思考。
可見李總統中原文化的內涵是充滿人生，充滿人與人的博愛，也就是「和諧相通」，這是周代人的思考，我們把這種古代中原文化在台灣重新復興起來，便是一種新的中原文化。他認為這是中國人最偉大的思考，用我的話說，也就是秦漢統一帝國形成前尚未受到專制污染的古典文化。
我的學術專業是中國上古史，先前發表過〈古代史研究的現代意義〉，即是肯定中國古典文化對現代人還是有用的。我特別強調當時城邦的政治形態，順應各地的特性，城邦自由民相對地擁有人的尊嚴，這樣構成的天下秩序，國際間有聯繫，有大小，但仍能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和自主權。所謂「新中原」的文化觀不能不回溯到這樣的歷史情境。
後來我在別的文字中對古代中原文化的現代性又作了一些補充，譬如︰合乎人性的人際相待之道，關注生態平衡的禁令與習俗。不過我更想從語言、禮俗方面去證明台灣傳統文化含有中原文化的成分，這些都涉及比較繁瑣的學術問題，這裡難以細述。我的論述雖然不是要為「建立新中原」尋找其現實基礎，至少在這方面，當我討論台灣與中國的文化關係時，我往往是把台灣文化放在中國文化發展的脈絡中來看的。
然而，早在一九九四年春天，我思索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方向，提出「本土symbol 151\f “Times New Roman”中國symbol
151\f “Times New Roman”世界」的架構，兩年後我應國立編譯館之邀主持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編纂，楬櫫同心圓的理論。同心圓是一種教育內容的規畫，以台灣作中心，一圈圈往外擴散，從台灣與其周邊擴及中國，亞洲，以至世界。這是比較概略的說法，實際施行起來應更細緻，它的目的在回歸本土，使教育更合乎人格成長的自然法則，當然也想扭轉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以中國為主軸的偏頗，只知中國，不知台灣，也不知亞洲和世界。其實在這種知識架構教育出來的人，並不能真正了解中國。
同心圓理論對過去五十年歷史教育的確發生顛覆的威脅，於是引起一些固守成見者的恐慌和憤怒，不過並沒有燃燒起太大的烽火。因為當時的教育部長吳京在未合理修訂「教材綱要」時就宣佈教科書開放撰寫，所以我也就不需要為國立編譯館編纂高中歷史教科書了。兩三個月後接著發生「認識台灣」的風波，我遂被劃入堅強的本土派，社會反而把同心圓理論的寬闊面遺忘了。
「同心圓」是一種新認識，也可以說是一種新史觀，我寫了不少相關的文字，比較完整的是在《當代》雜誌發表的〈一個新史觀的誕生〉。這種以台灣為主體和出發點的思考顯然與「新中原」不同。提倡「新中原」，其心理底層似乎仍以中原華夏作為文化的準則，而不敢承認「蠻夷」、「戎狄」的尊嚴。
從多元論來看，「同心圓」應該比「新中原」健康，不過同心圓理論的內涵與「新中原」則頗有相通之處。我的同心圓史觀的內涵是希望脫離過去以軍事、政治為主的窠臼，而多發掘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文化對人類的貢獻。脫離過去中央一元統治的觀點而從各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眼光看歷史。脫離過去狹義民族主義和英雄主義偏見，而本諸人道精神、社會正義，追求人間的愛樂與和平。同時也脫離過去對進步開發的盲目崇拜，而多關注人類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地球的永續發展。
以同心圓作架構，由內而外、由近及遠，再貫注上述內涵，配合「新中原」所強調的「人生」和博愛，應該可以作為未來我們的新文化觀吧！（杜正勝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制度變革 打下經濟基礎
◎薛琦
本文有兩個重點﹕一是想萃取臺灣在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究竟展現那些關鍵性特質；另一個目的，也是主要目的，是要探討李總統主政期間臺灣經濟發展的特色與政策內涵。
一國法律與制度的變革，決定了經濟長期發展的形態、成效與限度。近半世紀來，臺灣兩次重大的制度改革有共通之處，那就是建立市場、開放市場，並將市場推向國際化。但是，這些理念與原則的落實，都要靠法律與制度。這是臺灣經濟發展經驗中平凡與可學習之處，也是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從這個角度來探討臺灣在一九八○年代中開始的第二階段財經改革，可以肯定李總統在主政期間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並了解其緣由。
臺灣從一九八○年代中期推動的經貿改革措施，從放手讓新臺幣升值、放寬資金進出的限制、降低商品貿易障礙，一直到一九九○年代擴大改革範圍到服務業領域，其基本精神都是圍繞在解除市場開放之限制（market
access limit），這就是自由化。又過去許多市場開放之限制，與歧視外國人有關，如果能提供外國人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進而建立與國際規範接軌的制度，這就是國際化。政府在一九九○年代，透過加入ＧＡＴＴ╱ＷＴＯ的雙邊諮商與簽署複邊╱多邊協定，像政府採購協定，一舉促成政府在採購、農業、服務業以及少數工業產品（如汽車）等保護措施的鬆綁，這實在是劃時代的變革。另外，政府體認到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迫切性，也積極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民營化、鼓勵民間參與交通及公共建設等，甚至提前實施許多ＷＴＯ的承諾。如果說前者是借助外來的影響力，後者則是本身單向服膺自由化、國際化精神所採行的措施。
這些制度變革，都為臺灣經濟長期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例如：
｜在產業升級方面，自一九八六年以後，隨著財經措施的調整、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落實，臺灣生產及就業結構開始朝高科技工業及專業性服務業等知識密集產業方向調整。
｜在勞動生產力提升方面，自一九八○年代後期以來，伴隨產業結構改變，企業致力於更新設備、提升技術水準與開發新產品，以強化經營體質，提高競爭優勢，促使勞動生產力相應提高。
但是，臺灣經濟並未完成全面的現代化，為了讓市場經濟能更順暢運作，三個問題必須解決： 一、對於主導資本與資源分配的金融部門，如何在自由化的同時，建立充分或適足（sufficient
or adequate）的金融監理制度，並解決問題金融機構。 二、對於市場經濟的另一支柱，廠商，必須強化公司內部、外部管理規範。 三、臺灣五十年前的財經改革，從土地改革著手，奠定了一段長時間農業發展的基礎與社會的安定。但曾幾何時，農地如何釋出、農業如何轉型及調整，以及農民所得偏低而財富未必偏少等幾個環環相扣的問題又見迫切，若未能解決，終將成為限制臺灣經濟成長的因素。
過去，自由化、國際化帶給臺灣經濟快速成長、順利轉型；今天，我們可能仍要靠自由化與國際化來解決前述三個問題，完成臺灣經濟現代化的工作。 （薛琦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委）
積極外交 證明台灣存在
◎林正義
李登輝總統推動的務實外交毀譽參半。中華民國總統沒有一位像他在重重困難之下仍踏出國門訪問十五個國家。李總統訪問康乃爾大學之後四十天，中共在東海海域試射六枚Ｍ族導彈，但未能阻止李總統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出席「巴拿馬運河會議」。務實外交在名義上雖有所彈性，但重視的是實質「權益上有沒有受到損失」。李總統任內決定繼續留在「亞洲開發銀行」（ＡＤＢ），加入「亞太經合會」（ＡＰＥＣ），尋求「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
會籍，不因名義更改而不參與，即為務實外交的例子。儘管李總統認為台灣的選擇是在推動務實外交與促進兩岸關係求取均衡狀態，但北京卻以破壞兩岸關係為由，對李總統展開「文攻武嚇」，台灣內部也出現推動參與聯合國是務虛做法的批評。
若務實外交是過去彈性外交、總體外交的結合體，是以「台灣存在的事實」和「存在就有希望」為信念，勢必就衝擊到中共認定中華民國自一九四九年就不存在的主張。北京同時承認東西德、南北韓，卻不願接受兩岸適用分裂國家事例，使務實外交成為壓迫與反壓迫、孤立與反孤立、包圍與反包圍、中央與反中央的論辯。李總統認為「在確保台灣存在，並彰顯台灣存在事實的基礎上，我們還有很多發揮的空間」。若務實外交是大戰略，它的中心思想是以「台灣存在且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一個省」為指導，推動參與聯合國與進行元首外交應僅是做法的運用，而不能將之當作務實外交的同義詞。
李總統在推動亞太安全體系之後，出現了「東協區域論壇」，但台灣無法加入。李總統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雖未被納入聯合國大會議程或設置研究委員會，但凸顯台灣人權被剝奪的不公平性。李總統推動的元首外交既是空前，但不希望是絕後，他與中美洲國家的元首高峰會，強化台灣與該地區的緊密關係，也為新政府奠定基礎。李總統想藉務實外交來證明中華民國不僅是存在，而且可以為國際社會積極作出更多的貢獻。李總統的這些努力，中共加以阻撓，美國不積極支持，卻受到台灣絕大多數國人的支持。（林正義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兼所長）
解構權威化 黨務陷困境
◎趙永茂
在李總統承襲蔣經國總統民主開放的初基之後，促使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更加速都市化、中產階級、年輕化與獨立選民人口的增加，使自主性及獨立性政治人口大為提高，給予批判政治與反對政黨較大的發展空間。也使傳統國民黨的依恃結構（patron-clientele
relation-structure）遭遇較大的挑戰，使原有國民黨與地方派系、家族、財團、黑道與行政、黨務動員系統的動員力量大為鬆動。
尤其在李總統的推動下，促使舊國會改造得以成功，使一九九一與一九九二年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得以全面開放選舉，除了給予傳統鄉鎮型與縣市型政治人物有擴大上升，亦即中央化的趨勢外；也使得在野黨，尤其民進黨的地方菁英大量中央化，成為國會議員，對擴大政治參與與強化政黨政治發展，具有顯著的成效。
特別是李總統在一九九四年經由省縣自治法的建立，開放省長普選，開啟在野黨更大的動員基礎，加速民進黨的成長與擴張效應，也促成一九九七年地方大選民進黨與多位無黨籍或脫黨人士在縣市長大選中大獲全勝。使國民黨在主要縣市的縣市長席位，只贏得廿一席中的八席（佔40％），民進黨因而成功地成為地方的執政黨，開啟地方兩黨政治的新時代。固然民進黨在近三年來，由地方執政到中央執政，有其複雜的社經變遷、政黨發展及政黨分裂等因素，但李總統擴大政治參與的措施，應有其一定的貢獻與催促作用。
政府雖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播遷來台之後，即積極規劃台灣省實施地方自治，並於次年四月二十四日公布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因此自台灣省各縣（市）、鄉（鎮、市），至村（里）、鄰，均陸續辦理選舉，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及村（里）長皆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台灣地方自治於是正式施行。
原先台灣省所實施的地方自治，並非依憲法第十章及第十一章規定辦理；按依憲法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合憲化之地方自治，首須制定「省縣自治通則」，但省縣自治通則草案儘管早在一九五○年十二月，即已於立法院完成多數條文二讀，但在國家政治情勢特殊，不宜大規模辦理諸如省長、直轄市長等政治選舉政策考量下，迄未完成三讀，以致省（市）長之選舉遲遲未能辦理；後雖依行政命令辦理省（市）議員選舉，也僅使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處於「半自治」狀態而已。
直至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總統依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所通過的憲法增修條文，公布該增修條文第十七條，簡化「地方自治法制化」的程序，從而立法院得於民國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八日，先後完成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的三讀，總統復於同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我國地方自治團體的「法律地位」，才因此而確立。
另外，一九九四年七月，又依憲法第一百十八條、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完成「地方自治法制化」，公布施行省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後，台灣地區及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自省（市）長以下各自治體行政首長、地方民意代表均由民選產生，並已宣誓就職視事。此係實踐民權主義、落實地方自治的具體表現，地方自治由於當地民眾的積極政治參與，而展現和衷共濟的「社區意識」（community
consciousness）。但是李總統還是決定經由政黨協商及政治協商的途徑，試圖對舊有自治體制加以改造，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加以改進。
於是促成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修正案，總統於同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此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次修正；也是修憲過程中，朝野各黨最重視的一次，並由國民黨與民進黨經由「國家發展會議」取得朝野共識，再經多次協商後完成修憲。此次修憲後對於國家政治體制有相當重大的變革，使我國由傾向內閣制有趨近於總統制的變革；尤其地方制度由省（市）、縣（市）、鄉（鎮、市）三級制趨向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的變革；甚至成為直轄市、縣（市）的自治法人體制，皆為該次修憲的重大制度變遷，深受各界重視。
綜合而言，政府經由一九九二年五月，第二階段修憲，制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七條規定：省、縣地方制度，應包含下列各款，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百十二條至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制。正式確立我國地方自治的法制化體系，從而在一九九四年制定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二種「地方自治法」。並旋即於一九九九年一月重新制訂地方制度法等。
將省由地方自治團體變更為非地方自治團體；正式將省定位為中央之派出機關。因應此一新地方機制之創設，相關法律之制定雖說尚未完成立法；但由於上揭二階段的修憲意旨，一九九九年後，已對我國新地方政府組織產生重大變革（紀俊臣，1999：138-146），這也是李登輝總統對台灣地方自治法制化建構的重大突破。
如上所述，李登輝總統任職十二年來，對地方民主發展上有關擴大政治參與，促進政黨政治在下層政治（low polities）有新的突破與發展，使地方政治走出威權政黨一黨獨佔的形勢，民進黨因而得以高舉地方執政的大旗，使地方政黨政治的發展邁出一大步。但是由於李總統繼位之後，面臨國民黨原有支持體系如地方派系等日漸衰弱，批判政治及政治改革聲浪日漸高漲，年輕、獨立與自主選民日漸增加，國民黨的選舉支持已大為衰退，但在黨內保守勢力與黨員出走的壓力下，雖然個人贏得本土選票的大力支持，然整個政黨支持仍難擋鬆動、衰弱的情勢。為求繼續贏得國會與地方大選，卻繼續與財團、派系、黑道保持依恃與互惠結盟的結構，更加深腐化國民黨的基礎，也傷害國民黨的形象與社會支持，形成國民黨與黑金政治結合、與賄選、貪污合體的印象結構，也加速國民黨社會支持的大舉衰退。在這方面李總統理應負起一定的政治責任。
（趙永茂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務實民主派 改革急先鋒
◎林佳龍
在李登輝主政的十二年間，台灣經歷了巨大的政治變遷，而其中告別威權統治，邁向民主鞏固，更是台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於過程出奇的平和，一般人很容易將這個發展視為歷史的必然。但是如果回顧歷史，仔細的檢視每一個重大事件的轉折，仍可以發現這個發展過程中充滿了不確定性。
事實上，在十二年之前，並沒有什麼人真能準確預知今天的發展。那麼，要如何來解釋台灣的民主化呢？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帶給人們一個重大的啟發就是，無論客觀環境如何，民主化成敗和政治領導的素質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係；也因此，我們固然不必標舉偉人史觀、否定時空環境的制約，但也絕不能忽略李登輝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李登輝的最大成就，在於他有效領導了和平的民主轉型。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個民主轉型是在外有強敵威脅、內有認同衝突之下完成的，並且在過程中還能維持著高度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整合。是什麼樣的領導特質和改革策略使李登輝能夠成功的扮演民主轉型期的政治領袖？李登輝對台灣政治發展的貢獻和限制又是如何？台灣人民究竟如何評價李登輝的功過？而李登輝時代和後李登輝時代的延續性又會是如何呢？這些是本文企圖探討的問題。
李登輝可以說是個務實的民主派，他不但具備民主的信念，更能以務實的態度和靈活的策略推動政治改革。關鍵的是，他具備了駕馭民主改革所需要的關鍵能力，包括善於設定議題，形成聯盟，動員群眾，選擇行動的時機，運用體制內的資源，操作正當性的論述，以及在交錯的多重矛盾中平衡前進。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李登輝不但成功帶領台灣完成了民主化，還在轉型期間維繫了國民黨的統治地位，以及在面臨政黨輪替時協助政權和平轉移。細分來看，可以從民主化、本土化和國際化三方面來評價李登輝的政治成就。
在民主化方面，無論是從歷史或國際的角度進行比較，李登輝的成就都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他的主要貢獻在於為台灣建立了民主的「制度」，但不足之處則是未能全面改善民主的「品質」。在本土化方面，李登輝執政加速了本省菁英的掌權和台灣認同的茁壯，但是即使到了今天，在意識形態方面，台灣認同還是面臨著中國認同的挑戰，因此轉型並不算完全成功。在國際化方面，李登輝一再展現維護台灣主權和參與國際社會的強烈決心，但是受制於國內外各種勢力的羈絆，成就算是相對有限。
對李登輝執政成績的評價，基本上，一般人民還是肯定的多，否定的少。整體評價，李登輝對台灣的「功」是明顯大於「過」的。即使民主的品質仍待提昇，本土意識仍待加強，國際地位仍待確定，台灣在李登輝的領導之下已經告別了外來威權統治，結束了國共的內戰爭議，正在朝一個全新的時代邁進。
儘管李登輝曾否認有所謂的「李登輝路線」，但是李登輝在執政期間確實形塑了某種政策取向，也就是民主化、本土化和國際化。很多人關心李登輝路線會不會隨他的下台而結束，還是會進一步獲得鞏固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除了必須探討李登輝後繼者的政策取向，也要看李登輝在後李時代的作為。
在陳水扁就任總統之後，李登輝領導台灣的階段性任務算是告一段落。雖然李登輝路線的發展，隨著李的卸任，已經不再操之於李登輝之手，但是李登輝仍可以選擇在下個歷史階段中扮演一些他人無法替代的角色。這些包括：(1)
出訪外國，向國際社會宣揚台灣的發展經驗；(2) 推動人權外交，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3) 投入社會改革，協助弱勢團體發展；(4) 以卸任總統的身分，適時向陳水扁提供建言；(5)
在發生重大衝突時，扮演國家的整合者和仲裁者；(6) 在兩千零四年的總統大選時，發揮左右選舉結果的作用；(7) 撰寫回憶錄，提供後人研究台灣之用。
李登輝至今對台灣最大的貢獻，在於和平推動民主化，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在言行上也一直表現出願意接受因為實施民主所伴隨的各種不確定性，包括此次總統大選的結果。就此而言，外國人稱許他是「民主先生」並不為過。不但如此，如果願意，李登輝在未來還可能扮演守護台灣民主的角色。對於李登輝來說，應該值得慶幸的是，他的改革路線不但沒有因為政黨輪替而中斷，反而可能因此而得到鞏固。雖然台灣的歷史發展不會因為李登輝的下台而中斷，而李登輝一生的歷史定位也還有待觀察他未來的作為，但是如果要給李登輝的執政做個階段性的評價，也許可以這麼說：終結外來威權舊時代，貢獻卓著；鞏固台灣民主新紀元，仍須期待。
（林佳龍為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
提升競爭力 邁向科技島
◎陳博志
李總統執政這十二年可以說是台灣經濟急劇發展和轉型的時期。台灣經濟在這段期間不僅經濟成長率高於其他先進國家在相同發展階段時的成長率，而使台灣領先其他開發中國家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同時台灣的產業結構也快速變化而逼近先進國家的產業結構。這可說是另一次台灣經濟奇蹟。
李總統就任之初，我國剛因鉅額出超而經歷新台幣大幅升值及進口快速自由化的衝擊，東亞開發中國家正開始利用其廉價勞工和各種優惠政策來促進出口，而對我國傳統出口產業構成強烈的競爭。而國內因為游資氾濫使金錢遊戲盛行，地下投資公司則隨時可能出事而威脅著經濟金融的安定。高漲的工資及下降的工作意願，也使企業面對人力不足的問題。在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則使勞工意識及環保意識上升，而我國地價的高漲和外匯的自由化，也使對外投資更為方便，許多企業外移。不過我國產業並未空洞化，反而很成功地升級。
高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在1986年僅佔總出口的18％，而到1999年達到42％。相對地，低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的比重則由48％降到17％。由1987至1998年高度資本密集產品的產量增加了77.5％，而低度資本密集產品則萎縮了38％。高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成長了130.8％，而低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則萎縮了34.4％。
1987到1997年之間，製造業員工中工程師和技術員的比率分別由1.52％及4.17％增加到3.41％和17.53％。台灣每百萬人在美國獲得核准之專利件數在1993年為72件，但持續增加到1997年為120件，已僅低於美國本身、日本和瑞士，甚至高於1993年時仍高於我國的瑞典、德國和加拿大，而韓國、新加坡和義大利則僅有42、27以及25件。
為了繼續推動產業的升級，我們除了積極性的產業升級政策之外，可能也有必要設法減少產業、資金、以及人才的外流，因此政府也採取了戒急用忍政策。
若企業家有其他開發中國家可以讓他從事原來熟悉的產業時，他留在國內努力追求產業升級的動機也會減少。下游廠商到外地投資會逐漸變成一股把中上游產業吸引到外地去的力量，其產品還會和國內其他廠商的產品構成競爭。如果某類產業因而在國內產量變得太小，則可能妨礙這個產業及其中上游產業的規模經濟，並降低我國產業結構的完整性，進而也降低我國吸引其他投資的能力。
同時我國儲蓄僅佔國內生產毛額 （ＧＤＰ） 的25％，而國內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則佔ＧＤＰ的23％，可以供對外投資的資金其實只有ＧＤＰ的2％左右，而對大陸投資若按大陸公布的協議金額來算，每年多超過ＧＤＰ的2％，甚至曾達到5％，因此對大陸投資似已太高，而排擠了國內的投資。
另外因為我們對大陸的經貿往來特別多，中共政策變動或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個別廠商風險累加起來即可能變成整體的國家風險。經濟高度依賴大陸時，中共還有更多機會來掌握台商的把柄或者利害的關鍵來進行脅迫。我們抗拒中共整體性之要脅的能力也將降低。
儘管有人認為大陸市場極大，我們不利用會使廠商因為少利用一個機會而無法和外國廠商競爭。不過事實上我們並未禁止對大陸投資，我們對大陸投資占ＧＤＰ的比率有多年超過2％，而日本和美國每年對大陸投資尚不及其ＧＤＰ的千分之一。故我們根本不存在不利用大陸市場以致輸給外國的問題，我們的問題反而可能在過分利用大陸市場。
（陳博志為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國安擺第一 軍隊民主化
◎楊志恆
自從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有兩股潮流興起，一是導因於東歐與俄羅斯共黨解體所造成的全球民主化潮流，另一則是因地區性的軍事局部衝突取代美蘇的世界性軍事對抗，各國採取擴張性的國防政策，加強軍備建設。巧合的是，世界情勢的巨變剛好也是我國走出威權政治時代，邁向主權在民的李總統主政時期，台灣的國防就在這兩股潮流的影響下進行調整。
總體而言，台灣的國防在過去十二年中，李總統的主要思維有二：第一是思考如何強化台灣的國防力量建設，作為維護國家安全與憲政改革的後盾，然後，再以憲政改革政治民主化的成果扶植改造國防，提升國家安全的綜合力量。這一思維事實上和李總統的博士論文「農、工間資本的移轉問題｜台灣個案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六○）」認為台灣經濟建設成就，是先由農業扶植工業，等工業發展起來後再回饋農業的道理一樣，也就是先以軍隊為主的國防建設來保護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建設，在政治民主化後再以主權在民的人民力量注入國防建設，以形成一股新的全民防衛力量，提升台灣安全保障。第二是以東歐及俄羅斯民主化對中共政權的影響，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對付中共威脅的無形力量。
回顧台灣過去十二年的國防政策，李總統貢獻最大者主要有三方面：
（一） 強調制空、制海優先的建軍構想 台灣要優先發展空軍、海軍戰力雖然在一九八○年代後半期已是軍方的共識，但因當時大陸軍主義當道，致使海、空軍建設未能全力以赴。直到李總統主政，由於他非常重視台海的制空權，特別是台灣戰機與中共戰機對戰的獲勝比到了九○年初，已經不及一：二，因此，除了國人自製的「經國號」戰機外，一九九二年美國、法國同意出售F-16及幻象二千戰機時，李總統即排除當時財政上的困難採購總計二百一十架的先進戰機。而在海軍建設方面除國人自行仿製「派里級」巡防艦的造艦計劃外，也向法國採購「拉法葉」巡防艦。空軍及海軍的採購預算佔歷年的國防採購費比平均躍升為45％及42％。由於李總統對海空軍突出的重視，使得今日台海上空我方仍然居優勢。
（二） 實現「人器合一」的兵力整建工作 隨著高性能武器採購的進行，李總統很重視三軍兵力結構的合理化，陸軍的「聯合兵種旅」，海軍的「艦艇武器飛彈化、指揮管制自動化、反潛作戰立體化」，空軍的主力戰機規劃，以及軍隊整體的「精實案」都已在落實中。
（三） 推動國防法制化、全民化 李總統主政期間對國防貢獻影響最深遠的當推國防法制化工作。今年一月，我國延擱數十年的「國防法」終於在立法院通過，同時也通過「國防部組織法」的修訂，確立了今後台灣的軍隊國家化、軍政軍令一元化及人文領軍的國防體制，這些都是國防史上的突破，也是李總統主政下民主憲政發展普及軍隊社會的具體表現。軍隊與民間社會也藉由這些突破措施，將更能結合成一體，形成全民國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