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致力推動本土化 強化「台灣認同」


台灣認同

致力推動本土化 強化「台灣認同」


 「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這是李登輝總統八十三年與日人司馬遼太郎對談中的一句話,這句話背後呈現強烈的台灣主體意識,今天看來理所當然,但六年前這個觀念卻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一樣,在國內造成極大的爭議與論辯。

 「李登輝又亂說話了!」是當時不少輿論對李登輝的批判之辭,其透露的時空氛圍與對比,說明本土化在這十二年間潛移默化逐漸生根的事實,也顯示運動者本身在過程中必然遭遇的曲折及艱辛。

 七十九年李登輝競選第八任總統,受到黨內舊勢力挑戰杯葛,在八大老的居間穿梭下,林洋港宣布棄選,李登輝當天傍晚特地到司法院向林洋港致意,在眾多鎂光燈閃爍下,李登輝很自然的使用台語與林交談,但立即被身邊幕僚提醒「不要說台語」,這個景象只是李登輝自四十六年從事公職以來數計不清的眾多場景之一而已。

 台灣人不能使用台語,如何奢談治理台灣!順利經由國民大會代表投票當選總統後,李總統便開始有計畫的率先以國家元首的身分在各種場合說台語,他說:「我非這麼做不行了。」 為什麼非這麼做不可?台灣人在日據時代講台語,要在太陽下罰跪,光復後,李登輝的兒子在學校說台語,也被處罰在脖子上掛牌子,這些經驗使李登輝深刻體會做一個台灣人的悲哀,他曾敘述:「在我當總統之前,就是老實的知識分子,講到台灣的歷史、前途,我會流眼淚。」 當時,李登輝選擇在選舉巡迴地方站台時全程講台語,他認為在鄉下用方言很容易引起共鳴,也會被民眾接受是能為他們設想的人,就像莎士比亞的詩一般打動人心。

 透過總統公開講台語的過程,李登輝恢復了台語的基本尊嚴;但是語言只是最淺層的部份,他進一步要求國小教材增加鄉土教育,教育孩童從小認識台灣歷史、地理,了解自己的根,他很感慨的說:「過去不教台灣的事,盡是教些大陸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 李登輝對台灣教育的失衡,是在副總統任內做了最全面的了解,當時由於工作清閒,因此要幕僚找來小學六年所有的教科書一一細讀,得出了台灣的教育根本沒有與土地結合的結論,十二年總統任內,新任教育部長任職後,都會受到他有關加強本土教育的提醒。

 對於提拔過他的蔣經國,李登輝加以比較,「經國先生曾經說『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對於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沒有深入思考過」。因此李登輝認為他與蔣經國在「認同台灣」方面,有著不同的想法。

 基此,李登輝在與司馬遼太郎對話時坦率指出,以往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即使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一個政黨罷了,所以有必要把它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

 身兼國民黨黨主席的李登輝講出這樣的話,隨即在國民黨引發不小風暴,也受到若干媒體抨擊;不過李登輝加快在國民黨進行本土化的速度,他在地方演講時直言,國民黨已經老店新開了,現在的國民黨已經不是以前的國民黨。 考選部長王作榮在八十二年對於本土化的爭議,曾有一些發人深省的看法,他認為,國民黨若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在百分之八十六的本省人中生根,客觀情勢已經不容許國民黨政權不本土化。

 對於李登輝大量起用本省人,王作榮也忠告外省籍的情緒反應並無必要,因為重新分配政治資源,使其能夠反映人口結構,將可取得台灣內部的安定,尤其在民主政治運作下,經過選舉,其結果也必然如此。 李登輝把號稱百年政黨的國民黨加以割裂,由他主政開始為起端,告別國民黨過去的種種,希望一舉拋掉國民黨的包袱,儘管不少觀察家認為,國民黨實施本土化延緩了它交出政權的時間表,但是這終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直到今日,國民黨內的本土化問題依舊糾纏不清,因本土化產生不適應症的黨員仍大有人在,李登輝甚至也因此提前交卸黨主席。

 為了徹底面對最敏感的省籍問題,八十四年,李總統首度以國家元首身分,代表政府對二二八遺族公開道歉,以修復傷痛,在考慮是否道歉之前,李登輝有一番掙扎,因為李登輝也是二二八事件被鎮壓的對象之一,最後他決定由他出面解開這個長期存在於台灣社會不安對立的結,承認當時統治者的錯誤。

 在二二八事件倖存的李登輝,於「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承認,二二八事件對他的思維與理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想到犧牲許多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李登輝認為「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也因此他以摩西自許,希望帶領人民渡過約旦河,走向上帝應許之地。 在為二二八事件平反後,同年八月,李登輝在參選第九任總統的聲明中,首度提出「新台灣人」觀,強調認同台灣、疼惜台灣,願意為台灣努力奮鬥,就是台灣人。八十七年底台北市長選舉時,李登輝為馬英九站台時再度倡導新台灣人概念。

 有人因此分析,台灣存在兩個國家主義,一個是以台灣這個區域為基礎的「大台灣」國家主義,一個是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文化國家主義。 不過,李總統認為,現在最重要的問題,不應該去爭辯這兩種國家主義誰是正統,而是如何建立強固的「台灣認同」;台灣內部由於存在本省人、外省人與原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認同倍增困難,但也正因為如此,使台灣可以融合不同歷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個和大陸完全不同的新族群。

 對台灣的認同,正是李登輝本土化政策的意涵,也就是「由台灣人以自由意志來建立自己的政府,實行符合台灣人意願的政治體制,建設出不分省籍、屬於全體台灣人的繁榮社會」。

國防篇

將黨軍變國軍,軍隊徹底國家化
主導國軍轉型 打造現代化勁旅

 國家元首,是當然的三軍統帥,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二年間,歷經國內外重大事件的衝擊,他帶領著國家安然渡過,三軍部隊的忠誠支持是他的最大後盾;而李總統更是以高瞻遠矚的眼光,為國軍思考下一世紀的轉型,他是政治家,更是戰略家。 李登輝總統對國防事務著力甚深,他大膽、果決的提出國防改革政策指導觀念,對陳腐的國防體制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國軍精實計畫」在他任內催生、規劃、執行、落實,將龐大而反應遲緩的國軍部隊,蛻變為「精、小、強」的現代化勁旅,在國防建軍史頁上將可大書特書。

 自民國七十七年就任伊始,李登輝總統便逐步在軍中進行改革,十二年間將原本「黨軍、國軍」一體的局面脫除,國軍成為真正「國家的軍隊」,超出政黨、個人之外,這不僅是李總統對國軍的貢獻,更是國家之福。

無懼風暴考驗 完成不可能任務

記者羅添斌

 李登輝總統在五月二十日即將卸任,將中華民國總統大印交給新任總統陳水扁的同時,也將三軍統帥的重責大任交由陳水扁承接,四十萬國軍部隊亦將向新任統帥致敬。 李總統在其十二年的統帥任內,對外歷經了世界各國縮減軍事部隊的潮流;對內,則是遭逢軍事組織的重大變革,可說是世界各國中,能在任內同時成功面對各項衝擊的少數元首之一。

 在國家安全上,他面對了台海兩次飛彈事件,帶領國人成功渡過危機;他也數度面對來自軍方內部的政治衝擊,強硬作風的李登輝,硬是將過去「黨軍、國軍不分家」的風氣扭轉過來,讓國軍部隊成為真正的「國家的軍隊」。 當然,李總統並非全然十全十美,他的政治個性讓他、甚至是政府在處理國內、兩岸政治紛擾時,始終處於驚濤駭浪之中,他的政治立場,更是至今都留下爭議話題。儘管如此,李總統在國軍建軍備戰、帶領國軍部隊換血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貢獻上,則是不可磨滅的。

 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病逝,李登輝由副總統繼任總統寶座,但是緊接而來的國內外情勢,卻遠非他所想像的順利,甚至於是波濤洶湧的。 當時,國民黨內意圖奪權、企圖傾搖既有體制者大有人在;軍方內部更因為爆發張憲義事件而陷入多方的猜疑中,台灣與美國關係一夕數變,軍方將領更是在觀察這位新任國家元首是否真正具有「統帥格」,所有的情勢看來都對李登輝不利。

 然而李登輝的表現可圈可點,跌破了大家的眼鏡,更讓當初意圖扳倒李登輝總統的政治人物重新對李登輝評價;他更從一位資淺的「軍事見習生」,一路成長為實質的三軍統帥。 七十七年至七十九年期間,李登輝總統的統帥表現,是建立在當時的軍事強人郝柏村協助之基礎上,此一時期的李登輝,在軍事運作上尚稱青澀,更是在摸索一種可以不需經由代理人執行的統帥權。

 在李郝「肝膽相照」時期,李登輝藉由郝柏村作為「軍事代理人」角色,逐步在軍中建立起威望;並且經由親自視察各部隊、基地,與基層官兵對話、主持軍事會談並召見、培養優秀將校軍官等等機會,讓三軍系統與李登輝之間,在文化上有了直接的認同;在心理上,更是從觀察期到信服期。 然而在七十九年至八十三年期間,卻因為李總統與其軍事代理人郝柏村之間嚴重的政治立場紛歧,導致軍方對領導權歸屬的重大爭議,進而在政壇點燃政爭烽火。

 此時的李登輝在已經建立起統帥威望情形下,他與郝柏村的路線之爭,讓正值轉型期的國防體制,飽受內外壓力而殘破不堪,國防組織及制度的變革,更因為政治爭軋而數度更動,延緩了國防改革的進程。 七十九年的下半年及八十年上半年,國際、涉外事件不斷發生,兩次遣返大陸偷渡犯發生意外死亡事件、釣魚台聖火船宣示主權遭日本保安廳海空攔截事件、波灣戰爭引發中共武力犯台壓力事件,八十年中東戰爭爆發,李總統密集巡視三軍作戰中心,指示全面作好應變準備。

 外在情勢顯然還不如內部政情變化來得險惡,八十年更是李郝軍權鬥爭的全面引爆期。這一年的三月二十八日,立委陳水扁舉發當時的陸軍總司令黃幸強涉及「五貪三腐案」;同年七月三十一日,立委葉菊蘭舉發郝柏村私自召開軍事會議,侵犯李總統統帥權;八月一日,李總統召見總政戰部執行官杜金榮等八位新職將官,要求他們「做任何事不要看人,要看國家」。八十二年三月,立委陳水扁更揭發高階將領的「和平新村案」;十二月,立委丁守中揭發黑幼明涉及收取軍火商回扣案;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海軍武獲室執行長尹清楓陳屍蘇澳外海,爆發台灣有史以來最大宗軍火採購弊案。

 由於政治路線侵擾統帥權的領導,李登輝總統決定另尋軍事代理人,他找來了海軍老將劉和謙出任參謀總長,為李登輝穩固軍心,同時在李的授命下,進行國軍體制、組織的興革規劃,軍方開始有了新的面貌。

 歷經兩階段的考驗之後,李登輝的三軍統帥之路走得十分順利,他已經不再經由軍事代理人的代位執行軍令,而可以充分展現統帥格局;八十三年以後的李登輝,他對擔任三軍統帥有充分的信心,有堅決的信念,他更決定要以統帥身份發動國防體制的變革,帶頭對舊體制進行直接的衝撞,號稱國軍有史以來最大幅度變革的「國軍精實計畫」便在此時完成。 雖然精實案在八十四、八十五年之間曾經因為中共對台文攻武嚇而暫時停頓,但是在八十五年七月之後,即正式定案發動,這項計畫的規劃及執行,已使得國軍部隊全面邁向「精、小、強」,同時符合海島國家作戰防衛的定位特性。

 回顧過往十二年來,李登輝總統在三軍統帥領導風格雖然屢有爭議,但是國軍建軍、整軍的大方向卻是十分正確。首先,他讓國軍部隊徹底的脫離黨軍色彩,成為一支國家化的勁旅;其次,李總統任內將三軍主要裝備全數換新,建立起新一代兵力;再者,在國防體制上,李登輝總統指導國防部拋棄大陸時期的建軍思考,迎向海島防衛國家的體制,符合現實要求及國際潮流,也就是說,他帶給國軍部隊的,不僅是硬體的更新,更是內在軟體上的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他讓官兵擁有自己思考、反省軍隊本質的空間。

精實案大工程 國軍戰力大躍進

記者羅添斌

 號稱軍方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改革工程「國軍精實案」,將在今年完成,國軍部隊總員額降為四十萬人,將徹底改變國軍部隊在體制、作戰型態及主要裝備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完成精實案後的國軍部隊,可說是正式擺脫大陸時期建軍模式,而真正進入「海島型」防衛的務實路線。

 精實案從催生到策劃、從討論到落實,全數是在李登輝總統任內進行,更可以說,精實案就是軍方貫徹李登輝總統建軍理念的一大歷史工程,亦為兼具「符合國際潮流、李登輝思考色彩」的軍事改革。 國軍部隊自遷台以來,歷經美援接收美軍裝備、國軍自力生產等階段,儘管使用的裝備改變了,但是部隊的編組、國防體制、部隊戰略思考上,卻仍然還是維持著大陸時期的「大陸軍主義」戰略編制,四十年來一直都沒有更動、調整,更因為台海情勢長年不穩定,軍方戰略思考徘徊在「攻勢作戰」與「攻守一體」之間。

 在此情形下,部隊體制難有結構性的調整,龐大的軍隊人事成本支出、陳腐的部隊指揮體系,拖累了軍隊整體戰力,軍事改革勢在必行。在此同時,包括美國、日本甚至是中國在內的軍隊,都已在思考下一世紀軍隊型態及編組、戰略,大規模「裁軍」、「部隊層級扁平化、機動化、快速反應化」,更是國際不可擋的潮流。 身兼三軍統帥的李登輝總統上任後,便在幕僚建議下進行這項思考,並且大膽、果斷的下達政策指導,發動軍事事務改革引擎。

 事實上,如果不是當初李總統果斷排除來自軍中反對派、保守勢力的反彈浪潮,持續支持歷任總長進行這項對舊體制的改革工作,相信舊有軍隊反應慢、戰力士氣低落的情形至今仍無法獲得改善。 李登輝總統在八十一年揮別了「舊軍事代理人」郝柏村,並且找了海軍老將劉和謙出任總長,成為李總統新一代的軍事代理人,劉和謙並且銜命進行各項軍事改革的規劃任務。

 劉和謙上任後,即著手規劃「十年兵力整建計畫」及「中原專案」,前者是對國軍新一代兵力、體制的全新規劃;後者則是研議國防部搬遷新址,但是這兩項計畫後來都因為軍方內部諸多意見而未能落實。直到八十五年三月,李登輝當選我國第一位民選總統、國內民意支持度達到空前程度下,這兩項重大工程才獲得實體進展。 八十五年七月,參謀總長羅本立在李總統的首肯下,將劉和謙時代制訂的「十年兵力整建計畫」更名為「國軍精實計畫」,並且正式核定實施;同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登輝總統更在主持第二九七次軍事會談中,裁示「同意國防部、參謀本部及空軍總部遷建北市大直,三軍大學遷建桃園八德」,並且將「中原專案」改名為「博愛專案」,至此,這兩項攸關國軍體制重大興革的超大型工程宣告確定。

 精實案在今年完成後,舊有組織得到重生,國軍兵力總員額由過去的五十萬大軍,調降為四十萬人;「編現比」預估亦將由原本不到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符合組織精簡、組織再造的目標。

 身為三軍統帥,李登輝總統在軍中推動相當多的改革,自國軍體制、戰略思考到實務面的武器更新、人事更替,都在李總統的思考架構下落實,雖然李總統強勢的作風,以及他獨特、鮮明的政治色彩,至今都讓部分傳統派的職業軍人無法接受,更意圖以政治理由遮掩李總統治軍成果,但李總統領導、推動精實案成果卓然有成,卻是不爭的事實,任何人均無法將之抹去,其對國軍影響之深遠,將延續至下一世紀。

李總統對強化國防貢獻 學者肯定

記者吳明杰╱專訪

 對於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二年期間對台灣國防發展的貢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長林正義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李登輝總統任內完成新一代兵力整建、提出全民國防概念、推動「國防法」和「國防部組織法」的修正、促使軍隊國家化等方面,都為台灣國家安全發展留下長遠而正面的影響。

 林正義表示,深入觀察李總統的國防政策理念,就會發現他是一個主張和平的領導人,絕非有人指稱他是兩岸關係的挑釁者。李總統在任內,把原本台灣攻守一體的戰略思考轉化為防衛固守,特別是在一九九一年宣佈終止動員戡亂,完全放棄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的思考模式,並且很早就提出兩岸建立信心機制的構想,完全表現他和平的基調。 林正義指出,李總統一向堅持不發展和擁有核子武器,也從未提出發展地對地攻擊導彈的想法,可以看出李總統的國防構想絕少有攻擊性。不過,如此並不表示李總統不重視國防武器的採購發展,林正義說,李總統任內唯一親自關切的是購買潛艇和加入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MD),這兩部份正是台灣國防的弱點。

 同時,李總統任內完成了國軍新一代兵力的整建計畫,特別是海軍的拉法葉戰艦、空軍的幻象、F-16、經國號戰機都是在其主政期間成軍,大幅提高台灣的國防能力。 再者,李總統在一九九六年提出「全民國防」的觀念,將台灣過去僅注重武器裝備的國防思維加入了民防和心防的概念,特別是心防部份,李總統所提的「生命共同體」、「新台灣人」和全民國防結合後,更加強化了原來缺乏的心防建設,而社會防衛的想法也降低了中共對台灣實施滲透和分化的機會。

 林正義表示,李總統卸任前更完成五十年未修改的「國防法」和「國防部組織法」的修正,不但整合了過去軍政、軍令、軍備難以一元化的困境,更確立了文人出任國防部長的法源依據,使文人領導軍隊,讓台灣民主化更進一步。 此外,因為「國防部組織法」的修正,使國軍組織向扁平化邁進,將有助於提昇效能和精簡人事,而第一階段國軍推動的精實案,也將於明年提前完成,對於建立短小質精的國軍將有很大助益;國防大學的成立和國防部戰略規畫司、整合評估室等單位的整合和成立,更將提昇國軍的軍事研究。

 林正義說,李總統的國防構想,並不侷限在武器層面,而將國防視為台灣生存的後盾,李總統認為建軍當然有政治意義,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台灣本身的總體戰力。 另一方面,除了強化台灣本身國防力量,李總統也希望積極創造有利於台灣國家發展的外在安全環境,相當重視美國和日本在亞太地區合作的狀況。

 林正義進一步指出,李登輝總統任內對台灣國防發展的貢獻還包括國防資訊透明化,例如國防白皮書的出版,並且要求軍隊不要參與政黨活動等。 對於李總統任內對於軍權的掌握,林正義認為,除了李登輝主政前期較不穩固外,到後期由蔣仲苓、唐飛擔任國防部長期間,李總統在掌握軍事權力可以說已駕輕就熟。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是完美的,林正義也提出幾項李總統任內在國防建設上較為不足之處,包括: 一、軍隊士氣沒有提昇:由於民間企業的競爭,加上軍人社會地位不高,年輕人有志從軍的人才日漸減少,使軍人缺乏榮譽感。 二、軍隊文化沒有明顯改變:雖然國軍不至於叛變,軍隊國家化有一定程度,但對於反台獨意識的定義和一般民間有出入。 三、軍人未能完全退出政黨:雖然軍隊已儘量不介入政治活動,但選舉時的動員和輔選仍是不爭的事實,的確需要改進。 四、國防科技的研發進展緩慢:可能因為組織問題,未能使國防科技發展有具體成果。

 整體而言,林正義強調,雖然李總統對台灣國防建設不若民主化或外交上有不爭的輝煌貢獻,但國防正是民主發展的基礎,對台灣未來的國家發展絕對有深遠而正面的歷史意義,從學者的角度觀察,他給予李總統相當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