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開創者 中國最難纏對手
八十八年七月九日,李登輝總統卸任前十個月,對於確立台灣的地位,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里程碑,李登輝當天所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儘管在八十九年五月廿日面臨政權交替,存續、功過論辯再起,但是汪道涵的智囊章念馳的「兩國論已經使兩岸關係發生質變」,為李登輝的關鍵一擊持平做出了最佳註腳。
兩岸關係已經發生質變,敘述的是很難再回到原點的化學變化,這個出自對手的評價,說明不論台灣新領導人對「特殊國與國關係」或迎或拒,兩岸情勢都早已被推上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嶄新階段。
相對於來自「敵人」的加冕,台灣內部對兩國論的信念認知卻顯出令人遺憾的軟弱無力,舊政府的大陸政策重要官員以解決麻煩的「善後者」自居,新政府的接棒者則一度在要不要提的漩渦中打轉。
事實上,不論是蔡英文或蘇起,都是兩國論決策的參與者,前者是總統府「強化國家主權地位小組」召集人,後者不僅多次與會深知小組運作,並且是強化主權地位研究案完成後的簡報對象。只不過,兩國論提出的時間點,完全是李登輝的毅然判斷,非幕僚群所能規劃。
八十七年,李登輝在日本人的邀約下就著作「台灣的主張」內容展開思考,回顧個人整個成長與台灣政治演變過程,與台灣前途緊密相連的主權地位問題,始終未獲強有力的理論支撐與國際承認,最令其輾轉心懸。
當年八、九月間,李登輝向幾位親近幕僚表露了他的憂心,隨即表示應該在國安會之下設立一個小組,從國際法的角度,深入研究如何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
鑽研國際法、擁有雙料博士學位的蔡英文,是在上述機緣下特地由馬來西亞返國,進入決策階層主持強化台灣主權地位的研析工作,這個網羅國際法專家的小組經過九個月的密集討論,在八十八年六月底終於完成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報告。
此一橫跨體制內外的臨時編組,受到時任國安局長殷宗文的全力支持,在他的協助下,國安局提供了不少人力與物力的後勤支援,直至今日,殷宗文仍是蔡英文等人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少見官員。
一位小組成員也指出,在這段研究期間,蘇起曾經參加過幾次會議,貢獻若干意見,在方案出爐後,小組也向蘇起做了非正式的簡報,對於如何強化台灣主權地位的方向與目的,蘇起可謂相當了解。
然而,兩國論的重大決策轉折是,看完研究報告後的李登輝,適巧接到德國之聲的專訪要求,該媒體事先向李登輝提出的書面詢答中,頭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這個問話方式讓李登輝深受刺激,認為有必要適時做出強有力的釐清,因此造成兩國論提前引爆。
總統府副秘書長林碧炤回憶,「國際間長期對台灣問題的誤解,他做為國家領導人有必要將法律與歷史的事實講清楚,同時汪道涵即將來訪,兩岸要進一步交往,也應該在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定位下進行對話」,正是李總統當時的私下感喟。
在李總統決定於七月九日受訪時以我國在八十三年完成修憲的論據向國際媒體闡述特殊兩國論時,當天上午,總統 府秘書長黃昆輝與林碧炤是少數事先知情者,他們對於是否要講得如此明白,特地在府內聚會研商。
針對兩國論提出的時機,主權小組內部大致有兩種看法,一是在十月間汪道涵來訪時提出,讓中國正面接招﹔二是在九月逐一完成修憲與修法之後,以便取得最大戰力,因此確有建議反對李總統太早拋出議題。
但是,李總統堅持七月九日回答訪問是最自然的表達場合,為此,總統府立刻與陸委會聯繫,告知此一重大訊息,希望陸委會向刻在美國訪問的蘇起轉達,以便統合發言口徑,次日蘇起返國後,也以電話與林碧炤聯絡,進一步交換意見,蘇起並在週一銷假上班時召開記者會,提出「一個中國可以拋棄了」的政策解讀。
兩國論提出的最初三天,中國與美國並無激烈反應,當時刻在香港舉行的研討會,中國學者也未將此表述當一回事,但在「一個中國」原則受到衝撞後,國際間才逐步發現事態不對。
據證實,那時美國方面確實對蘇起的丟掉一個中國論大為震驚,來自美國的壓力接踵而至,甚至有「鎖定」蘇起的跡象。中國則開始暴跳如雷,以李登輝搞分離主義揚言取消汪道涵來訪,兩國論因此成為國際焦點,更點燃了國際論戰。
兩國論在國際愈鬧愈大之際,李登輝曾找主權小組的成員研商,要求盡快對美、中的疑慮預作準備,以便有所回應。針對「一個中國」爭論,幕僚群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與「特殊國與國關係」接軌,藉以說明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對於美方十分在意未獲事先告知,則以這是敘述自一九九四年修憲以來既存的事實、並非新政策加以回應,這也成為我答覆美國務院與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的基調。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無可否認是一退讓,國內反對意見再起,一位官員事後證實,當時中國解放軍確實出現了若干不尋常的跡象,海峽情勢至為緊繃,近日國安局長丁渝洲說明去年中共動態異常,指的就是八十八年九月的這段兩國論攻防期間。
由於對時局研判的不同,兩國論是否進一步落實修憲與修法,政府內部出現兩派意見,總統府幕僚群認為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國民大會高層也已心中有數,陸委會主委蘇起、外交部長胡志強則表示反對,他們也在卜睿哲來台時分別向美方作出保證,但這並不在總統府的劇本之中,之後李總統方面曾經就究竟是誰提出不修法承諾進行私下了解。
兩國論最後僅止於「口頭陳述」,是各種複雜因素總和的結果,李登輝在今年三月選舉之前與幕僚談及這件事時,他的看法是:「兩國論一旦說出來就算數了,現在只剩下各方角力的問題」,顯露李總統所持的樂觀心態。
今天,李總統即將步下台灣的政治舞台,兩國論的效應則正方興未艾,兩岸「一邊一國」的事實則早已深植台灣人民心,李登輝在兩岸關係的操作手法,外界容或有多元評價,但是在維護台灣主體性的努力上,他義無反顧的氣魄與作為,則是不折不扣的時勢開創者,更是中國最難纏的對手,歷史必然將留下紀錄。
文化總統扮推手 台灣藝文向前行
◎記者許聖梅、賴以潔、李九妹、陳秀卿、馮議賢、羅雅雯、張瑞振、張士達、楊希文、宋欣穎、王凌莉、趙靜瑜、潘彥蓉、謝慧青、邱旭伶╱聯合報導
文化界的貴賓,也是藝術展演場所的常客,李登輝總統可以稱得上是位文化總統,他個人對藝術是真心喜歡,否則不會在繁忙的國事中還經常抽空觀賞藝術,關心藝術家。
李登輝總統在位的十二年期間,台灣的文化藝術有著多元活力的展現。除了文化預算以佔歲出百分之一穩定成長外,民國八十一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的通過,八十五年以一百億為目標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成立,都為藝術文化工作提供了豐沛的資源。
而八十三年起社區總體營造的革新觀念把文化資源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更為地方文化發展開創了前所未見的蓬勃新局面。另外,作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他對本土文化的關注,對前輩藝術家的尊重,也賦予文化藝術傳承新的意義。至於推動台灣文化的國際化方面,十二年來更有顯著的成績。法國知名的亞維儂藝術節、義大利的威尼斯美術雙年展、建築雙年展,都讓國際驚艷台灣藝術家的創造力。
創作議題全面解禁 影視百花齊放
李登輝總統執政十二年間,台灣的影視娛樂圈產生劇烈質變,言論尺度無限全面開放、政治性別議題全面解禁、開創文化空間等,新興媒體百花齊放。
所有媒體工作者都不否認,在任十二年,李總統創造一個無限制的創作經營空間,真正落實了台灣言論自由。
議題解禁曾經任職新聞局電影處、中央電影公司的中視總經理江奉琪,說了幾個小故事,讓人對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二年以來,傳播媒體界的巨大改變有了極深刻的印象。
民國八十二年,李安導演「喜宴」拿下柏林影展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以及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以及男女配角獎。 由於電影內容談到同性戀的問題,江奉琪說,中影是國內第一個拍攝同性戀題材的電影公司,對於中影這樣一個國民黨黨營機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喜宴」得獎之後,李登輝總統主動要求接見演員和導演,給他們莫大的鼓勵。同時,江奉琪也在新聞局的試片室安排邀請李總統觀看「喜宴」。由於是同性戀的電影,江奉琪提心吊膽,深怕李總統不能接受劇情。沒想到李總統看完片子之後,不但沒有對「同性戀」這樣的題材有任何異議,而且很讚賞這部片子。
過了幾天,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也來看片子,他沒看完就「刷」了一聲站起來發脾氣,丟下一句話「什麼嘛」。
當時,一位郝院長的幕僚為了打破這個尷尬的氣氛,就勸郝柏村:「劇中那個師長最後都原諒他的同性戀兒子,您也做過師長,何必這麼生氣。 」民國八十四年,由蔡明亮執導的「愛情萬歲」一舉在威尼斯影展拿下最佳影片金獅獎。
「愛情萬歲」裡的床戲不少,而且又是同性戀題材,江奉琪這下子又開始緊張了。
因為李登輝總統準備在官邸裡看這部片子,江奉琪事先就跟總統府祕書室主任蘇志誠仔仔細細的解說劇情,由於賴國洲與李總統同住,江奉琪也特別提醒賴國洲別讓小孩子看這部限制級電影,然後再旁敲側擊的希望賴國洲千萬要提醒李總統:「劇情跟一般不同喔。
」緊張得冷汗直冒的江奉琪,沒想到李總統看了「愛情萬歲」之後,就跟一般的影評人一樣,談的是電影的專業,完全不去囉嗦江奉琪所擔心的事,只淡淡的說了一句:「我覺得還好啊,沒什麼嘛。
」江奉琪說,李登輝在對國內電影發展的貢獻令人印象深刻,他用比較專業的角度來處理事情、誠懇的態度面對問題,並沒有試圖用政治手段干預藝術文化發展。
年代拍的「悲情城市」是台灣電影在政治議題上的解禁,中影拍的一系列電影,例如「推手」、「喜宴」、「愛情萬歲」、「飲食男女」則是在社會議題上的解禁,都在李總統在位期間完成。
小野就認為,李登輝總統對於電影尺度的開放程度,是政治人物 最先進的。
小野坦言,以往台灣政治人物對藝術創作裡許多情慾、同性戀和人生黑暗面向都不予肯定,甚至以保守的道德觀來看待,愛好藝術的李登輝總統卻能拋棄成見,主動去觀賞一些碰觸社會禁忌的台灣電影,這樣的行為不只給予台灣電影作者鼓勵,也因為李登輝是國家領袖,給了其他主政者領導作用,讓台灣電影創作空間更廣闊。
尊重藝術工作者明華園團長陳勝福覺得李總統最讓他尊敬與佩服的是,他雖高居國家元首,卻對各種藝人活動與明華園的演出全程參與,而且看戲看得非常仔細,李總統可能記不得孫翠鳳、楊麗花等明星主角,卻一定清楚台上演什麼戲,團長是什麼人。
陳勝福舉例,有一次李總統看了他們的「濟公活佛」,問他:「這戲比我以前看的更好,是誰編的?」陳勝福告訴李總統:「是我家老四編的。 」沒想到,戲落幕後,李總統直呼老四、老四在哪裡?就好像在叫自家的老四一般。
除了在國家戲劇院欣賞明華園等知名歌仔劇團演出,李總統也曾跟陳勝福要求要看外台戲,並到後台一窺究竟。
李總統說,小時候他看的歌仔戲都是野台戲,而且一定跑到後台看,後台的生活演出往往是最精采的,「李總統這種平易近人的模樣,儼然是鄰家歐吉桑。 」陳勝福說,李總統很注重電視劇表現的精神,有一回他與中視董事長鄭淑敏討論,要請孫翠鳳拍現代觀世音,李總統就覺得觀世音真正偉大的是精神,而不是拘泥在那一身的古裝。
由此可知,李總統重視藝術內涵,遠高於俊男美女的悅目。 曹景德認為,李總統在位十二年最大的成就,在於創造一個鼓勵本土文化的環境。 曹景德直言,過去閩南語劇根本沒有廠商願意提供廣告,製作費偏低、閩南語劇的品質無法提升,閩南語演員像是二等公民。
直到李總統開口表示,自己喜歡看「天天開心」之後,一群閩南語演員才算有了生存空間。 曹景德回憶,過去閩南語連續劇的製作費僅是八點檔的零頭,有一回總統接見陳松勇等演員,還非常親切的說自己是陳松勇戲迷,大家鼓起勇氣表示,其實閩南語劇製作費極低。
李總統當場表示,閩南語劇預算應該提高,有他這麼一句話,三台主管才放手加碼,逐漸有優質閩南語劇出現的空間。
鼓勵多元文化新聞局以前規定電視台,一天只能播放兩首閩南語歌曲,都被超大牌的方瑞娥、陳芬蘭唱走「配額」,白冰冰說,一些不夠知名度的閩南語歌手,只好選擇唱愛國歌曲與淨化歌曲,連「一個女工的故事」歌名,官僚體系都在歧視女工的考量下,下令要改唱為「一個女性作業員的故事」,簡直令人啼笑皆非。
製作人宋文仲認為,李總統經常在公開場合說台語,是影響台灣戲劇環境「解禁」的最大原因。
宋文仲說,過去閩南語劇不僅不能登上八點檔,甚至還有每天晚間只能播出半小時的明文規定。
後來,李總統主政,他所代表的台灣人草根精神,漸漸影響到政府內部的行政作業體系,所以,華視當年創三台之先例,將國台語發音為主的連續劇「愛」推上了八點檔,過程中雖然歷經不少阻力,但是主管機關卻也在無形中放鬆了「閩南語劇不得在八點檔中播出」的相關陋規。
宋文仲以欣慰的口吻說,自從「愛」劇成功登上八點檔,並且獲得超高收視率的廣大觀眾支持後,「台語」不再被主管機關視為「禁忌」,電視台也樂得製作觀眾愛看的本土劇來爭取高收視率,本土劇的電視工作者終於才有了揚眉吐氣的抬頭機會。
江奉琪說,李總統非常喜愛欣賞藝術,範圍不限定在那一類,他有很多從事各類藝術工作的朋友,古典音樂家是他的朋友,歌仔戲表演者也是他的朋友。
以同樣開放的胸襟,李總統任期內的頻道開放政策,結束媒體壟斷的特權獨大局面,大量釋出電視、電台頻道,讓更多獨立專業頻道發展崛起,帶進各類國際新資訊。
衛視總經理李光輝表示,台灣有線電視琳瑯滿目的各式節目,包括各類體育台、電影台、音樂台、日本台、知性頻道甚至宗教台等,活絡各類次文化,讓台灣人民生活更多樣,娛樂更多選擇,也更具國際觀。
重視傳統民藝傳承 本土文化出頭
李登輝總統在本土文化的建樹上,從一連三屆的傳統工藝獎、文馨獎、薪傳獎、重要民族藝師到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劃,每個月親自主持的中華民國文化總會,經常造訪的美術展、音樂會,李總統對於在地文化藝術的參與是「真心喜歡」的﹔而他主張的「本土化」政策,在意識型態上也喚醒國人對於本土文化的興趣。
明華園團長陳勝福提到李總統對於本土文化的重視時表示,李總統對於文化藝術的重視並不是從總統就任後才開始,而是早在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就曾經舉辦一連串的藝文季,爾後在擔任台灣省政府省長的時候也將一系列的文藝季實際推廣到台灣各地,幾乎可以說是大大小小的表演團體都在受邀之列。
總統就職後,李登輝總統也在中華民國文化總會裡以總統的身分兼任會長,對於文化藝術的重視程度,著時讓陳勝福印象深刻。
再加上李總統每個月都親自主持文化總會的會議,從中央政府開始著手進行帶動整個政府單位對於文化藝術的重視,對於藝文界來說是最好的發展契機。
陳勝福在回憶過去李總統親自觀賞明華園歌仔戲的演出時表示,雖然李總統的公務繁忙,但是只要前來觀賞演出,一定都是從頭看到尾,這讓台上的每一個演員都覺得備受尊重。
有趣的是,有一次李總統還特別向明華園的老團長陳明才,要求演出之後到後台慰問演員們,種種細膩的體貼行為都讓明華園歌仔戲團的團員們感受深刻。
從李總統種種的文化作為來看,陳勝福覺得在中華民國歷屆的總統中,李總統贏得的「文化總統」封號,絕對是當之無愧﹔而他對於文化的貢獻也不僅止於經費的供給,而是發自內心地以總統之尊來帶動國內的藝文風氣,讓所有的藝文團體都因此而受惠。
另外,曾經榮獲薪傳獎歌仔戲類及國家文藝獎得主的廖瓊枝,提起李總統對於本土文化的重視時,從本土藝人的角度覺得,李總統對於傳統藝人的尊重和完全沒有架勢,讓她著實印象深刻。
廖瓊枝強調,在李總統上任之後,本土傳統藝人的地位透過國家級的「重要民族藝師」及「傳統工藝獎」的肯定,讓過去不被重視的老藝人都能夠「熬」出頭來。
例如:李總統任內的民族工藝獎,就讓許多工藝界的耆老受到國家級的禮遇﹔再加上每年舉辦的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劃也鼓勵傳統藝師以實際的行動傳承本土文化。
另外,總統府舉辦的介壽堂音樂會,也經常邀集戲曲界的演員去演唱,無形中對於傳統藝人來說都是一種國家級的殊榮。 除了歌仔戲之外,李總統對於京劇藝術的肯定也讓京劇界的藝人津津樂道。
復興劇團團長鍾傳幸表示,李總統幾乎是各種戲都看的人,甚至以表演團體出國表演的柔性外交來進行另一種「文化輸出」。 鍾傳幸回憶去年前往捷克表演的經驗中提到,當時總統夫人曾文惠就親自前往捷克與捷克總統夫婦,一起在劇院觀賞復興劇團傳統京劇的演出,會後並透過文化相通的情懷舉行一次柔性的文化交流活動,讓捷克總統對於台灣的文化層次印象深刻。
經過這種「文化輸出」的觀念,李總統即使無法親臨現場,也透過夫人曾文惠達到文化外交的目的。 在美術界人眼中李登輝總統是一個喜歡看畫展的總統,身邊也有許多時常往來的畫家朋友,而總統小時後還曾經是畫家陳敬輝的學生,學習過水彩的創作。
國立是使博物館館長黃光男回憶中,李總統在他擔任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任內八年,李總統曾參觀過北美館十次,後來在他任史博館館長五年中,李總統也曾來過五次。
國立美術館館長倪再沁記得李總統在「省美館」期間,曾來台中參觀過楊三郎個展,也常去故宮、北美館參觀一些國際大展。
「李總統能關心、喜歡文化是主動的,不是安排的。 」黃光男強調李總統經常在參觀展覽時,事先都有先做過準備,對展覽已經有聊解,有時想要替他導覽,到後來反倒被他所導覽。
「他是真心喜歡。 」黃光男說,在他看完展覽後,也會主動要求朋友、家人去參觀。 倪再沁說,民眾心中「總統也會去看畫展」的印象,也會影響到一般民眾參觀畫展的意願。
藝術家雜誌社社長何政廣認為,李總統十二年來主張「本土化」的政策,在意識型態上喚醒了國人對本土美術的興趣,而台灣前北藝術家的作品受到壓抑,被冷落的情況,也在他主政時期受到平反,台灣前輩畫家的地位普遍受到肯定,有形、無形的價值也得到提升。
過去有一段時期水墨畫很興盛,本土藝術家不受重視,而現在本土前輩藝術家得到肯定,這在藝術界是很大的轉變。 國家文藝獎有很多老畫家獲得,如林玉山、楊三郎、陳進等人都紛紛得獎,許多美術館也紛紛舉辦台灣前輩藝術家的展覽,這都是本土化政策的影響。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地方文化生根
近幾年來,台灣社會發展除了整體經濟蓬勃穩定之外,地方文化意識的抬頭也是重大變革,而促使地方文化重建的主要力量歸於「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成功,這也是民間文化界對李登輝總統十二年任內印象最深刻的政績。
台南市文化局長蕭瓊瑞對李總統在文化本土化的貢獻給予肯定,他認為,李總統在任內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使地方文化中心改變過去展場經營的方向,轉而以「地方文史資料」出發,著重於民俗、產業等在地相關的事務。他說,過去所舉辦的美展雖然被視為地方大事,但最後卻脫離了在地的特色,而「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讓創作者必須「投入社區」或是「回到自己的畫室」,就創作的內涵而言,可以使創作者開始由鄉土中找尋題材,讓新一代更加關心地方生態,和當地歷史的發展,並將之融入創作之中。
長期從事地方文史工作的廖嘉展也認為,「社區總體營造」是李登輝十二年任內在文化政策上重要的貢獻,他說,李登輝做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是有特殊意涵,從台灣經驗的論述引發對於台灣認同的重視,進而有鄉土教材的編纂、社區意識的抬頭、民間社團的活絡、文化工作者投入在地文化經營,就這層意義來看,李總統在激起台灣人對土地的情感、關心在地文化有很大的歷史意義。
曾經擔任文建會副主委的交通大學社會人文學院院長陳其南認為,從客觀環境的變革來看,地方文化的提昇與生活文化趨向全球化有很大的關聯性,另一方面也隨著整個台灣經濟國際化而向前邁進。在李登輝擔任總統的十二年內,文化事務改變最明顯之處是文建會政策轉型,政府一改過去由中央而地方的文化施政,透過如「全國文藝季」等大型文化藝術活動的舉辦,以縣市文化中心為主體,輔導其主動規畫地方文化的重建工作,進而促使地方文化意識開始啟動。
陳其南表示,台灣過去數十年行政體系的思考模式,是一貫性由上而下的指揮模式,因此,社區建設也往往被視為只是從事物質硬體的建設工程,攸關人民生活實際內涵品質的文化反而被推到政策最末端。事實上,台灣社區政策和建設計畫推行甚早,不過多集中在內政部所推展的文康中心、民眾活動中心等硬體建設,硬體部分反而聊聊無幾,主要的原因在於由下而上的行政溝通管道並不暢通,如此一來,社區文化提昇與共同體意識凝聚毫無效果。
而文建會在七、八年前開始將文化行政權部分下放到地方,讓在地的文化工作組織和人員與當地行政單位有溝通的機會,再藉此凝聚地方文化發展的共識,進而結合中央文化施政理念,達到文化行政管道暢通的目標。陳其南認為,李登輝任內最重要的文化施政便是透過文建會施政計畫,一步步落實地方文化提昇。
他以過去在文建會參與政策規劃與執行的經驗指出,政府早期的社區文化工作多半由社政單位依行政方法辦理,這樣的做法民間不容易參與,也忽視了居民真正的需要,尤其是文化工作,更無法由行政單位主導。文建會的做法,是鼓勵地方自主,以地方文化中心為行政中心,透過地方主動規劃,並且結合民間社團的力量,促進居民參與,將原本看似理論的「社區總體營造」概念落實到地方文化活動裡,形成地方文化發展最重要也最有效的途徑。
陳其南說,因應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台灣的文化發展也呈顯多元化,而地方化正是加速多元化的方式之一。他認為,近幾年由於「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讓中央政府把文化資源平均下放到地方,因而促使居民在獲得政治公民權之後,同樣也獲得文化公民權。
推介台灣文化 躋身國際舞台
延續擔任台北市長職位期間主辦「台北市藝術季」的大刀闊斧,李登輝總統上任十二年來,台灣自此有了國際性的文化觀瞻與國際視野,「台北國際巨星音樂節」、世界四大之一的「台北國際書展」等等,都是重要的代表﹔由於李總統獨有的文化品味,在位期間成立了「總統府介壽館音樂會」,讓駐台使節有了認識台灣精緻藝術的適當機會﹔更因為李總統本身對於文化的高度重視,台灣藝術表演團體在政府推波助瀾之下,在國際上有了伸展的舞台,世界知名的亞維儂藝術節以「台灣」為主題,這些都在在確立了李總統以文化為基,令台灣民眾引以為傲的重要成就。
小提琴家林昭亮是「台北國際巨星音樂節」的催生者,也是該音樂節的音樂總監,林昭亮回憶,當年如果不是因為有機會面見李總統,談到這個構想,而後李總統極力促成,恐怕台灣不會有這麼一個這麼好的機會可以讓國際音樂名家匯聚一堂。
當初由於經費短缺,林昭亮又遠在美國,後來有機會面見李總統,李總統不但一口答應,還特別指示文建會及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全力配合,於是這兩屆國際巨星音樂節的星光輝煌,台灣民眾可以在全國各地首聽見世界最頂尖的名家演出,李總統的文化品味固然可佩,他對於文化的遠見更令人感動。
華裔大提琴家馬友友雖然只跟李總統見過一次面,但是他說,能夠支持民間與政府一起努力舉辦世界級的國際巨星音樂節,是台灣人民之福,他印象中的李總統是個「會拉小提琴的總統」,對於藝術文化有很深的認知。
「據我所知,致這個音樂節也是李總統大力提倡的藝文活動之一,我以參與這個音樂節為榮。 」很多人對於總統府音樂會有「宮廷音樂會」的想法,事實一點都不盡然,「定位上要從本質上去談起,而不是從形式。
」擔任總統府音樂會籌備小組的國立藝術學院教授馬水龍認為,李總統「以身作則」的精神相當令他佩服,「美國同樣也有白宮音樂會,不能因為是白宮辦的就認為有宮廷嫌疑,而忽略總統府音樂會本質上存在的意義。
在每一場介壽館音樂會中,李總統都非常尊重音樂會規劃委員會的安排與想法,讓本土音樂與西方音樂並重,「歌仔戲、北管、南管甚至古琴等等,都曾經到總統府音樂會來演出,並不是將總統府音樂會安排成純古典或純西方的音樂會。
」馬水龍還特別提到,一九九四年與一九九八年兩場亞洲國際作曲家聯盟亞洲大會的優秀作品,都曾經在介壽館音樂會中演出,「這些來自亞洲地區的作曲家領袖都非常感動,回國之後也起了很大的國際傳播作用,他們認為台灣的總統這麼重視文化,尊重藝術,並不在意這些音樂現代到艱澀難懂。
」馬水龍特地問過李總統對於現代音樂的感受,「李總統直說:『很好,很好』,『但是要慢慢來』。 」馬水龍覺得李總統非常理解文化的深耕動作是不能一蹴可及,他本人也有很大的雅量可以接受這樣的音樂,這就很令人佩服。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團長陳澄雄給予李總統高度肯定,他認為從蔣中正時代開始,台灣只看京戲,「但也僅限於他本人或官場文化,並沒有普及到整個社會大眾。
」但是從李總統在位十二年以來,整個台灣文化有明顯的提昇,不管是經典如精緻的古典音樂,抑或是鄉土如在地歌謠,李總統都一樣重視,一樣欣賞。
陳澄雄認為,李總統在上位親自提倡欣賞藝文活動,但是地方首長卻鮮有真正落實提倡精緻文化的舉措,「舉例來說,維也納如果去掉了博物館、音樂廳及劇院,有多少藝術小舖,有多少咖啡廳必須關門,文化本來就可以帶動許多商機,文化也是一種生活的態度,我覺得李總統是一個很重要的帶動角色。
」
台北國際書展成立九屆以來,已經確立了書展本身在國際各大書展上的定位與規模,由於李總統的高度重視,親臨現場致詞並參觀各大國內外攤位,讓出版業者都感受到政府對於出版事業的高度重視,承辦三屆的財團法人中華圖書出版事業發展基金會執行長曾繁潛表示,李總統只要有空,他一定會親自到現場為大家加油打氣,也會自己掏錢出來買書,「李總統在認知上非常清楚,出版業的蓬勃會帶動知識的流動與刺激,這是一個國家立國之本。
」李總統認為一個國家出版業的蓬勃興盛,就是這個社會富足與進步的象徵,事是他也親身作到,用自己的文化品味來影響國人,這個親身實踐的力量的確不容忽視。
在國際藝術表演舞台上,台灣也沒有缺席,由李登輝總統自己登高一呼,希望台灣從各個層面極力向世界爭取發聲機會,其內閣之一文建會從八十三年開始,便積極向亞維儂藝術節執行長費弗達榭先生爭取邀請台灣表演團隊到藝術節去演出。
由於主其事者努力不懈,期間費執行長先後三度來台,精挑細品,百般篩選,該藝術節終於確定在民國八十七年以「台灣藝術」為活動重點,邀請了我國亦宛然掌中劇團、復興閣皮影戲劇團、優劇場劇團、漢唐樂府南管古樂團及當代傳奇劇場等團隊前往演出,盛況空前,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已經有超過一百五十餘篇報導給予正面肯定,盛況空前。
新象藝術負責人許博允便表示,亞維儂藝術節台灣的參與與告捷,再再證明台灣的藝術實力,這個成就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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