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總統主政十二年贏得國際民主先生的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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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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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人民的聲音 成就民主化大業
李登輝當了十二年台灣總統，究竟為這個國家做了什麼﹖成功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民主化，正是李登輝在台灣政治轉型關鍵時刻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李登輝啟動台灣文明腳步的作用，即使是反對他的人亦不曾否認。
從七十九年國是會議，歷經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國發會、到八十九年國大完成虛級化，這段台灣憲政改革的過程，建構出「民主先生」封號下的內涵，是李登輝向人民交出最具體的成績單，國際社會也以「寧靜革命」給予最高的讚嘆。
不可為而為之終結萬年國會 台灣民主化的結果是潮流所趨、無可阻擋的必然結果，李登輝的價值在於精確掌握民意的脈動，而後想辦法逐一透過政治力加以助勢落實。
「我什麼都沒有，沒班底、沒有錢、沒有槍，在國民黨內也沒有小圈圈，之所以能夠延續支撐下來，全來自人民的聲音，人民要看李登輝怎樣做事，他們期待我做什麼，我都很清楚，我若沒有這樣做，人民會失望，因此我一直這麼想：『我一定要做到』」，這就是李登輝的當時的內心世界。
李登輝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來自既得利益階層的反抗非常強烈，民國八十年，四十年未改選的資深中央民代成為眾矢之的，國人皆曰應廢，李登輝思考，要說服萬年代表「自我了斷」，怎麼想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不可能的事若無法實現，台灣就不可能走出威權體制，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廢止臨時條款進而全面改選國會。
李登輝為此親自拜訪國大六百多名代表，向每一位代表拜託接受優渥的退休金退職，獲得了資深國代的回應，儘管五百萬退職金與優惠存款是不小的代價，李登輝仍然認為，他是國大選出的總統，卻要求他的選民自掘墳墓，真是情何以堪﹗
多年後，李登輝想起當年資深民代能夠自己舉手把自己終結掉，仍然言語中給予評價，甚至以「了不起」形容，未如外界一般韃伐，顯見李登輝在過程中所看到的另一面向。
取民意捨黨意推動總統直選 李登輝推動總統直選更是曲折起伏，有關李登輝何以能下定決心不顧黨內反對貫徹直選﹖說法很多，為推動直選被憲兵抬出總統府的黃信介，之後在花蓮參選立委以十萬票高票當選，他重回總統府並成為李登輝的座上賓，刻意在會晤中調侃他的「民意基礎」高於六百票的總統，應是非常大的啟發。
在李元簇主持的國民黨修憲決策小組幾乎要就「委選」定案前夕，李登輝指示祕書蘇志誠越過黨中央一一與全省各縣市黨部主委聯繫，就總統選制進行地毯式的意見調查，結果有三個縣市認為若實施直選必須將理由說清楚，其餘皆一面倒主張直選是民意趨向，否則當年底的選舉將非常不利，此一與黨意大相逕庭的結論，是李登輝決定「翻案」的臨門一腳。
李總統直至最近回憶到這一段政策急轉彎的往事，都會忍不住提起八十一年三月國民黨三中全會上一百多個黨內同志中午不休息爭相排隊上台把他罵得「臭頭」的場景，總統直選將失去全中國代表性、形同台獨，是反對者抨擊他的重點。
「有些人在中常會發言一大堆，講什麼『一個中國』，我是知識分子，不會鴨霸，我不必說風涼話，中共國務院怎麼說，過去老總統怎麼說，我都很清楚，大家要說就把話講清楚，不要拿沒有用的話來壓迫人」，這是李總統的反擊。
李登輝早年在農林廳任職時，由於想回台大教書，必須把工作辭掉，卻遭到一位主管大罵他不愛國，不顧國家利益，李總統納悶，這種話他從日據時代一直聽到光復後，耳朵都快長繭了，主管明明是希望他繼續為他做事，何必要說成是為國家服務﹖因此決定寧可沒飯吃，也不吃這一套。
後來李總統以這段遇事經驗來坦然面對「委選派」對他的攻擊，他很傳神的說，「這種反對的聲音，就讓他講，他終究會自然消滅，如同溪水一直流，從上游到出海口，流到出海口前就消失無蹤了」。
捍衛言論自由人人可罵總統 李登輝這種不在乎批評的作風，也讓台灣的言論自由獲致了最徹底的保護，現在在台灣所有人都可以罵總統，不必怕半夜會突然失蹤，更不必擔心文字獄﹔而這些年公開咒罵李登輝的話不知凡幾，有些甚至涉及莫須有的人身攻擊，但是李登輝都給予最大的寬容，他說：「像我們這種七十多歲的人，以往在晚上都不容易好好的睡上一覺，我不想讓子孫們再受到同樣的境遇」。
由於具有共同的經驗，年輕時曾經被警總約談的李登輝，與受到白色恐怖壓迫的作家柏楊之間，就有一段跨越省籍族群隔閡的心靈交誼，多年倡導人權維護的柏楊，多次進入大安官邸與李總統對話，都有深度的情感撞擊，「總統的感性總是會讓我落淚」是柏楊事後的轉述。
去年底人權紀念碑在綠島成立，柏楊邀請曾出錢出力的李總統到場致詞，其中有一段小插曲，建碑典禮當天的天候，總統府侍衛人員經由氣象局得知東部海域風浪極大，搭乘直升機並不穩當，基於安全的考慮，原本反對李總統前往，建議由總統府秘書長章孝嚴代表宣讀總統書面致詞，或是運用科技的方便，在台北總統府與綠島兩地透過現場直播的方式傳達影像，讓李總統形同身在現場。
不讓民主倒退不讓威權重現 不過，李總統在聽到建議案後，二話不說就堅持要到綠島看看，因為李登輝已經親口答應柏楊一定會去，他還直率的告訴盡職的幕僚說「麥（不會）死啦」﹗
李登輝從事民主改革十二年，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他以國家元首的立場藉綠島紀念碑完成肯定人權正義性，並代表政府向受難者公開道歉，既為那段苦難年代中無辜的人們平反，也為李登輝多年來努力將威權過渡於自由提供了詮釋，他在建碑典禮上「我們不會讓民主倒退，我們不會讓威權重現」的承諾，正是李登輝對實現台灣民主的決心體現，而李登輝留下的民主主義，也將在台灣不斷的實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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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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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政策大革新 希望工程大邁步
開辦全民健保、教育改革及交通建設規劃、電信自由化等民生政策，都是李總統在十二年任內的重要政績，這些政策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由於他的推動，大幅改善及提昇全民的生活品質。
以前救一個早產兒，家長會問：「要花多少錢？」龐大的負擔讓父母更加心痛，李總統主政期間促成全民健保開辦後，對弱勢、重症者家庭是一大福音，他們不必再擔心負擔不起醫療費用，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孩子或父母，還可進一步追求更高的醫療品質。
而李總統任內，藉「教育改革」的希望工程，讓台灣的校園文化變得與過去完全不同，包括︰大學師生的民主意識提升，學術及課程自主﹔技職專科學校大量改制升格為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高中職、國中實施多元管道招生﹔中小學師資多元培育﹔國中小學本土文化教育的覺醒及發展九年一貫新課程等。
在交通方面，李總統關切著國內的各項交通建設，堅持建設好的道路，才能提高生活品質，另外電信自由化的推動，更是徹底改變民眾的生活型態，讓全民享受到電信自由化所帶來的便利及好處。
開辦全民健保 嘉惠弱勢者
民國八十四年以前的早產兒基金會裡，大夥兒總是為了籌錢傷神，因為醫療技術救回這些「巴掌仙子」早已不成問題，但早產兒父母沈重的醫藥費負擔亟須解決。
八十四年三月一日以後，早產兒父母臉上的淚痕換成歡顏，因為全民健保讓他們不必再為籌錢奔波，對於李總統領導的政府力促健保開辦，他們心中滿是感恩。
「雖然早產兒是弱勢中的弱勢，沒有選票，但是救治早產兒卻是一項長遠的投資，而且是穩賺不賠」，早產兒基金會董事長，也是馬偕醫院副院長黃富源表示，政府開辦全民健保，確實救助了很多早產兒，讓家長在面臨早產兒出生時，不必再問「這要花多少錢？」而是關心「救活以後，會有什麼後遺症？」 在三軍總醫院舉辦的一場早產兒回娘家活動中，一位家長即表示，他的三個孩子都是早產兒，第一個孩子是在健保開辦前出生，住在小兒加護中心長達九個月，由於他是軍人，孩子屬「軍眷」，可以減免醫療費用，但是他曾查過帳單，若全部自費要一千多萬元！而在孩子住院期間，他的確看到一些家長因經濟因素，也就是健保未開辦，不得不放棄小孩…，所以如今看到孩子健康成長，他真的滿心感謝。
早產兒只是眾多健保受惠者之一而已，參與健保第一期規劃的衛生署副署長楊志良還記得，早在行政院由俞國華先生擔任院長的年代，健保就是全民殷切期盼的重大民生政策，後來健保開辦日期還從原規劃的民國八十九年提前到八十四年，甚至郝柏村先生擔任院長的行政院團隊還有意再提前到八十三年，健保對全民的重要性顯然不容置疑。楊志良說，雖然健保的規劃、執行一直在行政院的層級進行，但他相信，有了李總統的全力支持，行政院才能順利推動這項攸關全國兩千多萬人醫療權益的政策。
曾任健保第二期規劃小組成員的陽明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副教授李玉春也表示，健保雖然在八十四年開辦，但健保制度從很早以前就開始在談，當時反對的阻力相當大，各種團體多持反對意見，在立法過程中也遇到嚴重爭議，所幸有李登輝總統在幕後的大力支持，指示當時的立法院院長劉松藩全力推動立法工作，健保法才得以排除萬難審議通過，並於八十四年三月迅速開辦。
後來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長庚醫院管理中心主任莊逸洲，則憶起和李總統在健保規劃階段的一次討論，總統強調健保是照顧弱勢的重要政策，其以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應該由「政府負責收錢，民間負責執行」，才能達到最高的效率。可惜後來政治因素錯綜複雜，健保只能以目前「政府一肩挑」的型態，趕在八十四年三月一日開辦。
在全民健保開辦前後期間均擔任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的吳坤光說，當時行政院是在八十四年二月底，才決定健保將在三月一日開辦，因為時間太倉促，很多準備工作來不及進行，而且三月份使用的全民健保暫行辦法，要讓原來的公勞農保特約醫療院所直接變成全民健保特約醫療院所，整個醫療市場為之大亂，接著健保制度邊做邊修，不僅民眾難以適應，連醫療院所也遭遇到很大的挑戰。
吳坤光擔任理事長期間，有多次機會代表醫界獲總統接見，就健保開辦造成地區醫院經營上的困難，以及基層醫療萎縮等問題向總統報告，他感覺到總統對健保問題相當重視，除指示當時的衛生署長張博雅與健保局總經理葉金川答覆外，也不忘當場要求醫師能夠自律，避免一些弊端。 除了在健保開辦上扮演重要推手角色，李總統後續對健保問題的關心，也令人印象深刻。
李玉春回憶，有一次李總統到長庚醫院訪問，有醫師提到當時洗腎的給付太高，可能造成浮濫，李總統當場就指示研擬調降洗腎費用的給付，可見李總統對健保的問題相當了解。李玉春說，李總統關心健保問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曾提出沒有使用健保資源的健康被保險人，應考慮以退費方式給予鼓勵，雖然這個想法至今未能落實成為政策，但由此可以看出李總統對健保的關心與了解程度。李玉春認為，這個做法並非不可行，過去德國就曾試辦過；未來可能的話，相關主管機關應可再朝這個方向研議，落實李總統的理念。
去年八月負責推行健保部分負擔新制的楊志良更是感受深刻。他說，每次健保措施改變，總引來部分團體的反彈，去年八月則有不少反面意見傳到李總統耳邊，關心民瘼的總統立即要求衛署官員簡報說明﹔而李總統詳細了解新制規劃之後，便對衛生署的決定給予完全支持，讓衛生署從事後續宣導和執行時，全無後顧之憂。
部分負擔新制果然發揮撙節支出的效果，健保支出的成長率，從去年九月就控制在五％以下，低於國內的經濟成長率，這是歐美國家辦理健保前十年所無法達到的成績，讓楊志良對李總統的支持更為感激。 至今健保開辦已進入第六年，財務虧損的問題讓民眾好像都認為健保的經營岌岌可危，再加上目前已面臨費率調漲的壓力，自然引起民眾反彈。李玉春說，其實健保目前的財務狀況是體制發展的必然結果，最重要的是如何落實財務責任制度，才能讓健保永續經營。
莊逸洲表示，李總統的確對如何減少病人和醫院耗用健保資源相當關心，他曾向總統報告，加重部分負擔大約只能減少二十％的浪費，最終必須促成大、中、小型醫療院所的整合，尤其是病歷和檢驗報告等資訊的整合與標準化，以資訊共享達到徹底節制浪費的效應。
莊逸洲說，總統曾指示相關單位對此研究辦理，未來新政府應持續下去。李玉春認為，與其他各國相比，台灣的健保制度施行的成績並不遜色，目前國內每年整體醫療保健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五點四％，其中健保佔三至三點二％左右，而其他先進國家醫療預算佔ＧＤＰ約八％，美國與加拿大甚至佔了十％以上，依我國的經濟條件，國內醫療保健支出應還有提高的空間，尤其在健保方面。
推動交通建設 重視快易通
一身便服、一頂工程帽，從擔任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到進入總統府，李總統關切著國內各項交通建設，常掛在嘴邊的就是「好的道路才能提高生活品質」。
李總統主政十二年來，在交通政策上最亮眼的成績就是「電信自由化」，大哥大人手一機、ｅ世代全民上網等目標已快達成。而李總統對交通建設的重視，更早在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任內就一路推動相關工作。
交通部代部長陳世圯說，民國八十四年左右，他在擔任公路局長時，曾陪同李總統巡視台一線等公路建設，當時台一線剛拓寬完成，四十米寬闊的全新台一線，正是李總統在台灣省主席任內規劃推動的建設。
陳世圯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他還記得李總統特別強調，台一線是台灣經濟起飛的真正命脈，因為早年各地交通不發達，台灣經濟仰賴的農業只能限定區域發展，台一線通車後，各地農業經濟交流，台灣經濟才能正式起飛。 除了拓寬台一線是李總統在台灣省主席任內規劃推動的建設外，台北捷運木柵線也是李總統在台北市長任內所規劃的重要建設，木柵線幾經波折完工通車後，李市長已成為李總統，並曾以總統身分搭乘，體驗木柵線的成果。
從早年興建中山高速公路，後續再規劃第二高速公路，還有西濱快速道路、十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等延續前人規劃推動的政策，全省公路路網逐步成型也是李總統關心的重點。 陳世圯指出，他多次陪同李總統巡視各項道路建設時，李總統曾一再強調，好的道路才能提高生活品質，並認為快速道路所占面積不大，經濟效益卻很好，應該多建設。 此外，為了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李總統曾提出「產業東移」政策，其中交通建設可以拉近東西部距離，也是李總統特別關切的重點。陳世圯表示，像中橫快速道路、宜蘭到花蓮的快速道路，李總統都曾要求加速規劃推動。 陳世圯指出，李總統對於ＢＯＴ的高速鐵路案，也強烈要求一定要成功。這項我國第一條高速鐵路、最大的ＢＯＴ案，雖然發包議約過程不乏波折，但目前土建工程已將全面動工，逐漸邁向九十四年十月通車的目標。
除了路政建設外，交通部近幾年來最讓民眾受益的成績就是電信自由化，從過去中華電信獨占市場，電話裝機費用居高不下，到現在民營電信業者百家爭鳴，大哥大幾乎人手一機﹔還有網路普及，宣告ｅ世代來臨等，電信業務可說是影響最廣、進步最大的交通政策。 早年不要說行動電話很稀奇，就連一般電話都被小老百姓嫌奢侈，因為以前申裝一支電話要上萬元，但隨著電信技術日新月益，我國電信政策也逐步開放，現在申裝一支家用電話只要三千元，而且交通部已經開放固網業務，不久的將來，民眾可以自由選擇家用電話業者，不僅服務品質可望提升，民眾最在意的電話費率，更會因競爭而下降。
此外，現在行動電話一點也不稀奇，以前只有中華電信一家獨占市場，大哥大就只有一種可兼防身武器的「黑金剛」，然而隨著民營電信業者八十六年底加入營運後，帶個「黑金剛」在身上，可是會被人家嘲笑為「老骨董」。 根據統計，台灣行動電話用戶數從中華電信獨占時期的七十七萬戶，今年初已成長為一千二百多萬戶，普及率由四％提高為五十五％，也就是說，目前平均不到兩人就有一人擁有大哥大，不少人還不只有一支大哥大或一組門號。
通信費用也在民營業者競爭下逐步調降，消費者權益更受重視。而且大哥大愈來愈輕薄短小，功能也從單頻進展為雙頻，從易被盜拷的類比式大哥大，進步為數位式行動電話，甚至還增加上網等數據服務，傳輸更快的第三代行動電話也在規劃開放中。 電信自由化政策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電信三法修訂完成，為了推動電信自由化政策，交通部在民國八十三年將電信法等相關法規送進立法院後，終於在八十五年二月公布施行，也正式宣告電信自由化時代來臨。
有了法源依據，交通部陸續開放呼叫器、大哥大、衛星通信、低階行動電話、固網業務、海底電纜等業務，根據經建會估計，行動電話等業務開放後，至少可促進新台幣四百億元的投資，引進三億美元外資，帶動國內電信相關產業蓬勃發展，並增加上萬個就業機會，電信業工作者確實已成為另一種「新貴」。
此外，網路ｅ時代的來臨也是全民生活的巨大變動，政府規劃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ＮＩＩ）及整體服務數位網路服務（ＩＳＤＮ），原計畫在公元兩千年前推動三百萬網際網路用戶上網，結果提前在八十七年底達成目標，目前的推動重點則是高速寬頻業務，希望在九十年底前達成寬頻到府服務。
在航政建設方面，台灣的「天空」在這十二年來也變化頗大，交通部於民國七十六年實施「開放天空」政策，放寬民用航空事業的申請限制。天空開放後，由於長榮等航空公司加入飛航，因競爭激烈，飛航服務品質也隨之提昇。民眾除了搭機有更多的選擇外，在航點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與世界各國的距離是千里一線牽，愈來愈近了。
教育改革支柱 促成教改會
台灣教育發展近十年最大的成就，莫過於政府推動教育改革的希望工程，從最基層的學校教師至社會大眾，從凝聚共識到成立行政院教改諮議委員會，再到推動教改行動方案等，雖然教改行動還在持續進行，但由於李總統任內對教育改革的支持，讓國內教育制度進步速度，遠超越過去三十年的發展。
國內推動教改觀念由萌芽至今，共歷經了郭為藩、吳京、林清江和楊朝祥等四任教育部長，而這幾位部長正好可以代表「起、承、轉、接」等四個不同的教改階段。其實在眾人印象中看似作風最保守、最傳統的現任駐法代表郭為藩，在李總統執政期間的教改工程，扮演了最開明也最重要的「推手」角色；吳京則是以個人的群眾魅力，大聲的將教改理念說出來，讓老百姓知道政府教改決心，得以凝聚民間教改的共識。 至於林清江是教改諮議總報告書的執筆人、以及轉化為教改行動方案的靈魂人物，他以其教育學術專業，從學前教育至國民教育的小班小校、多元入學方案、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推動終身學習的教育理念，所規畫的教育政策及教改輪廓，至今無人能出其右，只可惜英年早逝；至於現任教育部長楊朝祥則是以其溝通專才，將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十二大項的工作，逐漸落實在基層教育。李總統則是歷任教育部長推動教改工程，一路走來最大的動力支柱。
教改工程起源於八十三年，四一○教改團體、人本教育基金會等數十個民間團體及大學教授等發起的「四一○教育改革」活動，由於民間強烈要求教育改革的聲浪，讓當時教育部長郭為藩有感於民氣可用，決定即刻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當年負責執行的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執行秘書、現任教育部政務次長吳清基表示，郭為藩在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期間，邀集民間團體學者等社會各階層代表，舉行五十三場會議及座談會，最後除了提出教育改革白皮書等計畫外，當時郭為藩向李總統建議，希望能比照國外作法，由行政院召集成立跨部會的教育改革委員會，擬定教育改革的重大方針等，也促成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出任行政院教改諮議委員會召集人並展開教改工作。
李遠哲在為期兩年的教改會工作期間，每天利用晚間及週六、日進行教改規劃工作，他與二十多位教改會成員，經常進行專題討論，或安排與民間團體、家長針對教育改革方向做溝通、會談，李遠哲並展開一連串與基層教師的巡迴演講，一系列與民間以教育為主軸的互動，這項工作也讓李遠哲的個人聲望在基層深植及扎根，而教改會所完成的「教改總結報告書」，更成為教改推動依據的「聖經」。 教育部政務次長吳清基指出，李總統執政期間對教育改革的努力和心靈改革的關心程度，與他推動司法改革或民主化所用的心思不相上下，李總統不但對李遠哲在教改會的努力，多次於公開場合給予高度肯定，對過去歷任教育部長在國民黨中常會進行多場以教改為主題的專題報告也多表示滿意，而民眾對李總統執政期間的教育政策及整體表現的滿意度，抱持肯定態度。
曾經擔任過教改會執行秘書的現任高雄市教育局長曾憲政指出，民國五十七年政府要推動九年國教時，當時的教育經費雖然憲法保障規定不得低於十五％，實際上教育經費只有四點四六％，但李總統執政十多年來，教育經費逐漸增加，特別是在國民教育，國小長年存在的「兩部制」被廢除、中小學校廁所得以翻新、小朋友上課的教室照明獲得改善，偏遠地區的小學校也有電腦教室，這些最基本設備的改進，是民眾親身感受且有目共睹的事實。 曾憲政認為，李總統執政期間的教育施政成績，應首推促成教改會的成立，讓「教改」真正跨出腳步，中研院院長李遠哲過去曾不只一次與李總統，針對民間所期望的「教育鬆綁」、「小班小校」等教改政策做法提出報告，先不論教改目前推動的成果是否令眾人滿意，但若沒有李總統推動教改的關鍵一步，也不會有今天政府教改的藍圖。
這些教改內容包括︰積極推動中小學「小班制」，落實國中學生的常態編班，回歸學生快樂學習，提倡廢聯招升學考試，推動高中及大學的多元升學管道，發展九年一貫新課程，實施師資培育多元化發展，弱勢教育團體的受教權保障等，也許各項教改的工作，必須還要再等個十年、八年才能看到成果，不過總算有了起步，只是未來還要政府持續在教育上，投注大量的經費與人力，尢其是教育資源貧乏的偏遠地區，更需要政府的關心和支持。
其實李總統所擔心的國內教育問題，與千千萬萬憂心教育的學生家長並沒有兩樣，擔任過中小學基層教育多年且是教改會成員中唯一來自基層教育代表的萬芳高中校長周麗玉指出，這十年來中小學校園透過教育改革的倡導，教師在行為態度及觀念與過去開始有所不同，特別是基層教師改革的覺醒更是明顯，許多老師願意大膽的說出個人對教學的理念，也願意勇敢的嘗試著以個人的方式，傳達教育的理念，也有不少學校願意從人本的理念辦學，不單單只是為了升學，過去十年來各級學校教育民主化發展，絕對勝過台灣社會三十年來的速度，雖然對教改來說，這只是起步，但卻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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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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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方針巧規劃 經濟實力大躍進
過去十二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其間面臨亞洲金融風暴的襲擊、資金外流、兩岸經貿開放、產業結構的調整，無論是何種挑戰，台灣均安然度過。李總統對於國家經貿方針的規劃，當然是台灣能夠維持高經濟成長的主因之一。各界人士認為，李總統的兩岸戒急用忍政策，減緩台商資金外流危機，一千五百億元優惠房貸措施，則是穩定了金融及房市景氣，至於國家金融安定基金的設立，則是最具風險觀念及前瞻性的思維。
金融稅制 去瘤利民不手軟
兩稅合一實現了稅制合理化、一千五百億元優惠房貸振興了房地產不景氣、調降金融機構營業稅協助銀行度過金融風暴、國家金融安定基金則是股市的強心劑，這些都是李登輝總統任內相當堅持並且強勢主導的政策，曾開辦得轟轟烈烈，也曾引起不少爭議，如今塵埃落定，成果顯著，同樣都為李總統的政績增色。 兩稅合一促進稅制合理化 民國八十五年，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第一次民選總統選舉在中國大陸恫嚇下與台灣民眾引領期待中，熱熱烈烈開鑼，在選舉最後階段，李總統聽取企業界的意見，提出「兩稅合一」的主張，成為各界討論的焦點之一。
所謂兩稅合一，簡而言之，就是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綜合所得稅」合一，事實上，李總統並非兩稅合一的創見者，在李總統提出兩稅合一之前，稅務機關討論這個議題也有近十年的時間，兩稅合一釀成無數的論戰，正反雙方都振振有辭，兩稅合一可避免重複課稅，促成稅制合理化，出發點正確無庸置疑，但當時初估一年損失三百億元稅收，稅務機關因此不敢貿然實施。 李總統提出兩稅合一之後，包括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財政部長林振國等，都持保留態度，林振國並且指出，考慮稅收損失，目前不適合實施兩稅合一，也因為林振國無意貫徹李總統的主張，總統大選後內閣改組，財政部長一職因此改由現任財政部長邱正雄接任。
邱正雄為宣示實施兩稅合一決心，在八十五年六月的交接典禮上，即明白指出將以四個月時間完成兩稅合一方案，且一上任即指示成立「賦稅革新小組」，八十六年兩稅合一方案正式出爐，進行宣導一年，八十七年如期正式實施，實施後，稅收損失也未如預期大，因為對未分配盈餘加徵十％稅率，兩者相抵，估計一年稅收損失約三十億元。 兩稅合一正式實施，兌現了李總統的競選承諾，邱正雄也曾表示，四年財政部長任內，最滿意的就是能夠配合李總統的理念，實施兩稅合一，讓稅制更為合理化。 一千五百億元優惠房貸創造「三贏」 八十七年下半年本土性金融風暴開始引爆，地雷股一個個引爆，進而波及金融機構，再度考驗政府的財經政策與應變能力，當時財金單位祭出多項措施，終於讓台灣順利度過金融風暴，其中，「一千五百億元優惠房貸振興房市」及「調降金融機構營業稅」等兩大措施，都有李總統主導的影子。
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聯合宣布，將由央行提撥一千五百億元郵政儲金轉存款供銀行辦理房貸，優惠利率五點九五％，不限首購，但只限於購置新屋，其中限購新屋的規定被外界解讀為圖利建商，行政院因而於八十八年一月四日，邀集相關財金部會，宣布小幅修正該方案，在一千五百億元房貸專案中，重新提出三百億元，供民眾辦首次購屋，對象包括中古屋及新屋。 一千五百億元優惠房貸專案開辦之後，創造「三贏局面」，除了為低迷許久的房地產市場注入一針強心劑，更避免本土性金融風暴持續擴大而引發系統性風險，同時也減輕民眾購屋負擔，從一千五百億元優惠房貸在半年內額度即被貸光的情況來看，即可顯示民眾對這項政策接受與贊同，與當初學界和部分媒體的強烈批評，恰成明顯對比。
調降營業稅 健全銀行體質 在一千五百億元優惠房貸之後，行政院在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盛大召開「當前經濟問題及對策會議」，回應該會議結論，財政部在農曆年節之後，即宣布將金融機構營業稅由五％調降至二％，估計一年可為銀行增加三百三十億元盈餘，由銀行做為打銷呆帳之用，降低逾期放款比率，健全經營體質，在本土性金融風暴風聲鶴唳，金融機構一家家受到波及，各界如同驚弓之鳥的情況下，政府毅然決定調降金融機構營業稅，是當時銀行難得一見的一道曙光。 金融機構營業稅自去年七月一日正式開始調降，財政部希望配合這項措施，四年後銀行逾放比可降至二點五％以下，這項措施，再深入思考，其實堪稱是金融機構的改造政策，財金單位希望金融機構可藉此進行大整頓，剔除掉壞帳、呆帳等，以健全財務結構。
國安基金股市信心泉源 去年六月初，李總統則提出成立「國家安定基金」構想，李總統主要是考量兩岸關係不穩定，加上國內投資人信心不足，兩岸關係的微妙變化，都可能牽動股市表現，李總統希望成立一常設的國安基金機制，在必要時可進場穩定股市信心，避免因兩岸關係等非市場因素，造成股市異常波動而致不可收拾的地步，加上我國並非國際貨幣基金會或是世界銀行的會員國，國家受到重大金融衝擊威脅時，無法獲得國際機構支援，因此，確有必要成立國安基金。 李總統的一句話，成立「國家安定基金」成為勢在必行的政策，但是，國安基金一路走來，始終波折不斷，在野黨指國安基金是政策買票，國安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曾在立法院四度闖關失敗，及至今年二月國安基金三讀通過，又因民、新兩黨故意拖延不提出管理委員名單，再度引發爭執，國安基金始終無法脫離政治角力舞台，回歸金融面。
事實上，證諸歷史經驗，類似安定基金的機制，的確是有存在必要，過去政府曾經三度成立「穩定股市小組」，分別是八十五年二月（台海危機）、八十七年十一月（金融風暴）及八十八年七月（兩國論危機），而上述小組也都達到穩定股市信心的效果，李總統只是決定將安定基金的機制法制化，成為常備機制，更利於運作罷了！問題並不複雜。 但是，由於國安基金成立時機適逢總統大選，加上又是李總統提出，國安基金不可避免被抹上政治色彩，一扯上政治，問題也就複雜化了，因此，成立國安基金一再起波瀾，也不足為奇了。 相當諷刺的是，國安基金原本是為穩定股市，不過，總統大選前因民、新兩黨拖延國安基金成立時間，反而一度導致股市大跌，後來國安基金終在選前成立，並於今年三月十六日首度進場護盤，避免選情影響股市表現，護盤成效相當好，選後股市第一次開盤時（三月二十日）國安基金二度進場護盤，同樣發揮了穩定股市功效，事實證明當初李總統提出的國安基金，目前已成為國內金融市場的信心來源之一，當初的紛紛擾擾，早已被遺忘了。
南向政策 打開東南亞大門
李登輝總統南向政策主要執行者經建會主委江丙坤指出，南向政策為台商前進東南亞打下基礎，東南亞各國除了被全面推翻的印尼政府之外，各國高層與我國之間已建立直接且穩定的友好關係。 江丙坤自經濟部長任內即全力推動南向政策，為台灣推動務實外交，打開東南亞近鄰之門，積極來看，使我國對此地投資增加四百億美元，延續台商企業生命力；消極來說，則適度將台商大陸投資有效導引到東南亞，降低中國政治風險對台灣影響。
江丙坤說，李總統南向政策最直接的成效，在於台商在增加東南亞投資的同時，也為自已創造外銷市場，台商東南亞生產基地所需要的原物料、零組件、半成品等，大多維持由台灣供應，對台灣出口擴張貢獻很大。 江丙坤表示，廠商展開南向之後，我國對東南亞地區出口比率，已佔我國總出口值的十五％，東南亞地區經過南向政策推動，成為我國舉足輕重出的口市場，這些都是南向政策結下的果實。 就外交層面來看，江丙坤表示，目前我國政府與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國家政府高層，彼此都相當熟悉，並維持非常直接而友好的關係，這對台商在當地投資的保障性極有助益。
東協國家已成立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關稅全免，區外國家出口到東協的貨品，將因不能享有優惠關稅甚至零關稅，面臨市場流失，我國也多次要求加入東協，但政治上受制於中國壓力，實現機會不大；但江丙坤表示，我國為與東協各國保持密切關係，計劃以個別與東協各國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方式，解除我國產品在當地所面臨的關稅劣勢。 江丙坤已與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就台、星自由貿易協定進行磋商，新加坡政府表示極有興趣，目前計劃還在進行中。 未來，我國可以利用這種模式分別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進行經貿合作。
戒急用忍 台商登陸踩煞車
李登輝總統十二年的任期中，對廠商赴中國投資採取戒急用忍政策，是最令人矚目的一項決策。 民國七十六年的後蔣經國時代，政府正式宣佈解嚴並開放赴中國探親，在這段兩岸恢復正常交往的初期，中國低廉的勞力與廣大的內銷市場，使得台海兩地經貿蓬勃成長。 兩岸恢復正常交流後的十年，台商在比較利益的驅使下，赴中國投資者日眾，截至八十六年十月底為止，國內企業經核准赴中國投資件數已經達到二萬一千多件，金額也超過一百一十七億美元，佔我國對外投資比重的四十％左右，一股台商投資熱潮儼然形成。
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台灣在中國軍事演習的文攻武嚇下，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台灣也自此全面進入「主權在民」的歷史階段。 在中國敵意未消以及台商赴中國投資規模日益大型化的情況下，李登輝於民國八十五年九月藉著出席全國經營者大會的機會，正式宣示對中國投資需採取戒急用忍政策，並且在同年十二月底的國家發展會議中做出決議，將對國內企業赴中國投資做合理的規範。 經濟部在依循高層政策指示後，委託台大經濟系教授陳博志、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所長朱雲鵬、中研院研究員許松根、中興大學教授王塗發、東吳大學教授鍾俊文以及台灣經濟研究院所長朱正中等六位學者，訂定一套赴中國投資的規範。
投審會同時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正式開始實施限制赴中國投資的相關管理規範，將產業區分為禁止類、准許類以及專案審查類，其中農業列為禁止類者有九項，製造業有三百一十六項，服務業則有三項，受限制項目多為高科技類別，另外，公路、鐵路等十三項基礎建設項目，也列為禁止赴中國投資業別，主要是為了防止國內資金大量流向中國大陸。 戒急用忍政策實施後，的確對國內大型企業赴中國投資造成很大影響，根據投審會統計，台商受到戒急用忍政策的規範，赴中國投資比重已經由民國八十六年的四十％高峰，降至去年的二十七點七％，但投資項目則逐漸由傳統業別轉為高科技產業。
因此，經濟部官員認為，戒急用忍政策由於具有心戰喊話效應，所以不能輕言廢除，只能適度調整，官員認為，儘管台商赴中國投資必須經由第三地，若資金非由國內匯出，經濟部也無法可管，但若戒急用忍全面撤除，將會造成 一窩蜂效應，對台灣經濟安全勢必造成威脅。
經濟起飛 產業升級加速度
李登輝總統自民國七十七年接替故總統蔣經國未完任期後，十二年來，台灣經濟穩定成長，平均國民生產毛額成長一倍有餘，進出口貿易額也呈倍數成長，產業升級轉型顯著，但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平均抑制在二點九％以下，失業率最高不超過三％，整體經濟表現可圈可點。 過去十二年間，台灣面臨一九八七年七大工業國廣場協定後，日圓在國際干預下大幅升值，新台幣兌美元匯率迫於形勢，同步由三十六比一大幅升值到二十四比一，台灣紅極一時的自行車、製傘、鞋類等傳統勞力密集外銷產業，因匯率上揚、出口競爭力盡失，自民國七十六年起，發生大規模外移，產業空洞化成為當時台灣經濟最嚴峻考驗。
此刻國民黨一批專業技術官僚，已悄悄為我國高科技工業佈局，籌建新竹科學園區，引進大批海外學人回流台灣，這項政策並獲李登輝總統大力支持，推動通過「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更新獎投條例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一手將科技產業在台灣拉拔長大，適時填補勞力密集產業外移所產生的產業結構空缺。 學者認為，李登輝總統除了兩岸關係、軍事國防外，特別緊抓金融決策，包括股市、匯市動態，都是李總統除了國防安全之外，著力最深的施政範圍；攤開過去十二年來我國重要財經指標，可發現我國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由民國七十七年的每人六千二百美元，遽升到去年的一萬三千一百美元，成長達一點一倍，但反映通貨膨脹的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十二年來最高不超過四點五％，平均在二點九％左右，同時期，美國平均國民所得增長僅五十二％，但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平均為三點三六％；南韓若以亞洲金融風暴前一年的平均所得一萬零四百美元計算，則十一年間平均國民所得成長一百四十一％，但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平均卻高達六點三％。
就失業率來看，台灣過去十二年平均年失業率僅一點九八％，最高失業率二點九％，最低一點五％；美國為五點七九％，即使一向標榜充分就業的日本，也達二點六九％；南韓則平均為二點八％，但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南韓失業率卻攀升到六點八％。 民國八十六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亞洲各國經濟指標兵敗如山倒，民國八十七年我國經濟成長率雖下降到四點五七％，創李登輝總統任職期間最低紀錄，但即使如此，我們看南韓同年度經濟成長率為負五點八％，和台灣在數字上相差十個百分點，國人應可體會身為台灣人的「幸福」。
關懷農民 數十年始終如一
農業經濟是李登輝總統的專長，早在民國六十二年他擔任政務委員期間，便開始推動許多農業政策，包括︰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農業綜合調整方案、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以及最近引起相當多討論的「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政策」。 年初剛修正通過的「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是民國六十九年制定公佈，當時擔任政務委員的李總統，對於農業的發展投注相當多心力，並且籌畫在台北天母成立「農訓協會」，作為農業發展、技術及各項訓練的重要研究單位。 而隨著人民所得提高以及飲食習慣的改變，台灣稻米生產過剩，民國七十九年，政府開始推動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後續計劃，協助稻農轉作，種植雜糧、花卉、園藝作物及蔬菜，現在雲林、彰化一帶的花卉區，都是在當時由政府輔導轉作。
另外，隨著國外農產品進口，以及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準備，政府對農民和農業制定了許多的補助及福利政策，民國七十九年設置「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八十年開始實施「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制度」，從這一年開始，農民不會因為天災而血本無歸，因為政府制定出救助標準，對受天災的農業作出不同等級的補助，並以低利貸款協助農民復建。
在照顧老年農民部分，八十四年制定公佈「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每位老農民每個月可以獲得三千元的津貼，為了讓農地能更有效利用，政府在八十六年開始推動「水旱田利用調整計劃」。 面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畜產品進口的壓力、豬肉雞肉生產過剩以及口蹄疫的影響，政府在八十七年開始推動養豬戶、肉雞戶離牧計劃，投注大筆金錢協助養豬、養雞戶轉業，維持我國畜產業的競爭力。
民主、經濟…表現 獲企業人士肯定
李登輝總統即將卸任，工業總會理事長林坤鐘及商業總會理事長王又曾均表示，李總統主政十二年來，除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獲得國際社會肯定外，台灣平均國民所得水準從不到五千美元，增加到一萬三千餘美元，已創造台灣成為民主、富裕的新社會。 前第一銀行董事長、現任國安會諮詢委員黃天麟說，李總統最大的貢獻是「戒急用忍」這項措施，這幾年若不是戒急用忍措施，減緩台商赴中國投資的腳步，國內資金外移到大陸的情況將更加惡化，台灣就不會有現在的「安康」局面。
林坤鐘指出，前幾年亞洲發生金融風暴，相較日、韓及東南亞等國家，台灣受創最輕，去年九二一大地震，我國也在極短的時間內復甦，顯見李總統主政下的台灣經濟實力雄厚。 王又曾也肯定李總統對台灣民主、人權及經濟發展等各方面的貢獻。他指出，在早年台灣政治封閉的環境中，李總統陸續推動北、高市長、省長及總統直選，要有極大魄力及勇氣，就因為李總統對推動民主改革的執著，台灣現在才有開放的政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