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李登輝出席世界台商總會閉幕致詞時指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歷經殖民、外來政權統治，四百年來沒有自己的政府，現代台灣人應該要覺醒，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民主自由，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

　　李總統說，四百年前，冒險渡過台灣海峽的福佬、客家人，到台灣建立家園，與原住民共同居住在這個島國，但四百年來歷經日本殖民、外來政權統治，台灣人始終不能當家作主，這就是他以前說過的台灣人的悲哀。

　　李登輝總統指出，在台灣的統治者都是外來政權。什麼叫做外來政權，就是政府領導階層的產生，不是來自台灣的民意決定。換句話講，政府領導階層由在地台灣民意產生的，就是本地政權。政權是在國家之下的政治運作機器，政權可以改變，國家不可改變。幾百年來，台灣出現外來政權，有西班牙、荷蘭、明朝、清朝、日本，以及最近的國民政府。 真正的本土政權，是一九九六年由人民直接選舉總統開始。

　　外來政權有一共同現象，就是只想由台灣人身上剝削可能有的經濟利益。政治領導方面絕不讓台灣人有參加的機會，所以外來政權如同過路客，不認同台灣，台灣人永遠過著被壓迫的生活，民主、人權對台灣人來講，是不可能的事情，這就是我所講台灣人的悲哀。但我總是想台灣人的悲哀，只要我們肯努力，總有一日，會變成台灣人的幸福。李總統強調，台灣人一定要覺醒，才能為這個國家開創未來的願景。

　　用什麼方法改變外來政權，可以分為二條路線，一條是從體制外進行，彭明敏先生和很多朋友所走的路線就是這一種；一條是由體制內進行，設法加入行政體制，由行政體制改革達到目標，這就是我經過考慮外，所採取體制內路線。

　　由體制內進行民主改革的機會，要看所站的地位，並不是行政體制中的地位都可以進行。我在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任內，就難得有這種的機會，因為大權都在中央。實在講，有這種改革的機會，是做了總統，做了中國國民黨主席以後才有。但是面對保守勢力，想要打破威權制度，想要免除外來政權的既得利益，在我的體驗中，是一段非常干苦的過程。必須要有方法、有要領，才會實現。

　　李總統說，做一位政治家，慈悲心很重要。我繼承台灣的歷史，並就任總統十二年，可以講，是為了要實行「慈悲」與「寬容」的政治。所以在改革過程中，面對一大群保守勢力的人，以及反對人士，一概以「愛」、以「理」相待。所以我主張廢除黑名單，對反對我的人，絕對沒有報復的想法。所有改革做法，也是都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所以會得到全民支持，順利進行改革工作。雖然個人難免受到批評，但是為著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都不計較。經過十二年的奮鬥，最後達成民主改革的目的，結束威權統治。

　　在我從事民主化的努力過程中，有一項概念很重要，就是「認同」，因為住在台灣的人，如果不認同台灣，就不可能會愛台灣。如果不愛台灣，講民主也不可能，因為民主化，就是本土化。中國的思想教育，所讀的歷史、地理、人文都是大中國的教材，台灣的子弟，因為受到這種教育，所以他的觀念中，只有中國，無台灣。像這種的台灣人，就需加強台灣認同教育，另外，由外地來台灣的人，我們愛以疼惜的心情來歡迎他們，接納他們，才會讓他們為共同生活的這塊土地打拼。

　　今日在民主化過程中，受到最大的反對力量，就是這種在台灣住了八十年，仍然像過路人，不敢講他是台灣人，不認同台灣。這種存在的現象，可以講是就台灣的危機。 既然是危機，也就是我們應該努力消除的所在。因此，我提出「新台灣人」的主張，希望由互相的疼惜，建立台灣生命共同體 ，共同為我們子孫生活打基礎。

　　本土化的基本條件是要由台灣人民產生政府，重大政策則由台灣全體人民決定，所謂外來政權就是由台灣以外的地區所產生的政權來統治台灣，重大政策不能完全由台灣人自主，日治時期統治台灣的政權屬之。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期間屬之。

　　民主化就是本土化。進一步講：民主政權，就是本地政權。我們在建立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地政權以後，沒想到有一些人，不但不誠心支持，而且想盡辦法阻礙，讓新政府無法推動政務，讓百姓受到苦難。這些人同時暗中呼應中國大陸，講中共的好話，唱衰台灣，造成台灣政局的不安，大大影響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進行，讓台灣人民非常憂心。

　　台灣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希望台灣人民會由歷史中學習，由學習中得到進步，並且共同發出台灣主流聲音，開創台灣前途。希望所有關心台灣政局的朋友，一起來打拼，推動本土化，進一步鞏固台灣民主、人權的堅實基礎。

孕育於悲哀中的幸福　【作者:李登輝總統】

　　已故的司馬遼太郎先生生前訪問我時，我曾經提到「台灣人的悲哀」。我想讓司馬遼太郎先生了解的是，生為台灣人，卻有一種對台灣無能為力的悲哀。回顧台灣歷史，台灣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能治理自己的家園，而我個人也曾經歷過身為台灣人，卻不能為自己同胞做些什麼的痛苦。

　　但是，今天，不論是從我個人的角度或台灣的角度來看，都已經可以感覺到台灣的幸福，甚至是生為台灣人的幸福。台灣不僅氣候良好，地形富於變化，土地肥沃，而且因為與大陸一水相隔，既可避免捲入大陸經常發生的動亂之中，也得以吸收、培養出多元的文化與社會制度。

　　在中國典籍中，台灣最早出現於西元三世紀左右。遠在明、清時代，大陸沿海人民渡海移居台灣之前，此地已有原住民。而十七世紀（一六○三年），荷蘭人曾一度佔領台灣，並以葡萄牙人所稱的「伊拉．福爾摩沙」（Ilha Formosa）來命名，意思是「美麗之島」。

　　明末清初以來，大陸移民陸續前來台灣。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台灣則為日本統治。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回歸中國，但隨著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播遷台灣，台灣也和大陸出現了緊張的對立關係。而此時，光復後和中央政府一起遷台的「外省人」，與光復前便定居台灣的「本省人」之間，也產生了激烈的摩擦。

　　這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的確為台灣人帶來悲哀，但也正因為如此，才能孕育出台灣獨特的豐富多樣性，與處逆境而百折不撓的柔軟性。我也由於生長在具有此一歷史背景的台灣，得以累積許多經驗，從而培養出對各種事物的看法。

　　我常想，若不是生長在此地，也許不能造就今日之我。這些經驗和對事物的看法，奠定了我的理念基礎，也讓我的行事施政有所本。

　　大陸早期移民後裔的我，於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由國民小學（公學校）、舊制的中學、高等學校，然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戰後轉入台灣大學，後來又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就讀。

　　這一段曲折的歷程，若從歷史觀點來看，或許可算是個悲哀；但若以個人自身來看，毋寧是幸福。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接受不同的教育，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經驗。直到今天，我仍然感謝時代讓我能有此體驗，開啟我幸福的人生。同時，我也認為，這份幸福也應該屬於台灣。

父親為我所買的「百科辭典」　【作者:李登輝總統】

就我的人生來說，最大的幸福是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讓我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教育。父親李金龍先生，畢業於警察學校（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當時在台灣，僅有少數人能就讀警察學校，和公費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一樣，都屬於社會的「菁英階層」。母親江錦女士，為地方保正之女。家境還算好。

　　父親自警職退休後，回到故鄉三芝，先後擔任水利組長以及農會理事等職，戰後還當選過縣議員。

　　父親擔任警職期間，調動頻繁，我們也跟著不斷搬家，不斷轉學。小學六年期間，我即唸了四個學校。轉校的頻仍，使我交不到朋友。往往好不容易有了朋友，又因為父親再次調動，而中斷交往。正值多愁善感年齡的我，也因而變得有些內向，並產生了較為強烈的自我意識。

　　我所喜歡的是對自我內在世界的探索。閒暇時，總是一個人靜靜地看書，或望著窗外的雨景，獨自素描。一直到今天，油畫、水彩畫、版畫，都還是我最大的興趣。

　　閱讀更大幅擴展了我的視野。少年的我，喜歡涉獵超齡的知識。當時最為自豪的「藏書」，是一本日本「小學館」所出版的《兒童百科辭典》。關於這本「百科辭典」，還有一段難以忘懷的回憶。

　　小學四年級時，有一次要到台北參觀旅行。在出發前一天，我鼓足勇氣，向父親說出長久以來一直不敢開口的願望：「多桑，我想在台北買『百科辭典』和數學書，一共需要四塊錢。」（我一直到現在還是以「多桑」來稱呼父親）。

　　當時的四塊錢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大概是父親薪水的一成半左右。父親聽了並沒有生氣，反而有些發愁地說：

　　「你那麼想買，為什麼不早說？現在馬上要湊四塊錢並不容易呀！」

　　第二天一大早，天色未明，我與其他同學一起到媽祖廟的大樹下，坐上等在那兒的巴士。

　　記得那天飄著雨，我坐在前面第二排的位子。在大家都坐定，等待出發的時候，突然有人在我座位旁的窗戶上叩叩地敲著。抬頭一看，車窗外有位撐著傘的人，仔細瞧瞧，竟是父親！父親起了個大早，為我去向朋友們調借了四塊錢。

　　後來，我常常向自己的孩子們提起這段往事，坐在一旁聽著的「多桑」，總是微笑地說：「那件事我已經記不得了！」

徹底的自我覺醒　【作者:李登輝總統】

回想起來，我真的是個備受寵愛的孩子，不但是父親，其他家人對我的願望，也無不設法加以滿足。這並不僅僅是家境尚可的緣故。

　　母親向來對我極為呵護，甚至近乎溺愛。由於家裡從事豬肉買賣，每次我的碗裡，總是盛滿最好的部分。有一次背著母親去游泳，母親憂極轉怒，大發雷霆，罰我跪下認錯。

　　但我自己也難以解釋的是，雖然受到寵愛，內心卻萌生抗拒之意。儘管對母親的愛充滿感激，卻也不斷自我警惕，擔心會因為疼愛而被寵壞。

　　早熟的我，很早即有自我意識，而求知若渴的廣泛閱讀，更加深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我愈來愈固執自我，也經常因為倔強而令母親傷心。對母親來說，兒子自我意識太強，情感太過激動，雖然令人驚訝，但也無能為力。

　　後來，徵得母親同意，離家外宿。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一直住在家裡，對自己或對母親都不好。我轉學到淡水的公學校，寄宿在老師和朋友的家中，每日通學。

　　這個「獨立」的經驗，讓我有機會深刻體會人際之間的關係，明白人生必須生活在許多關係之中。寄宿他人家中，必須先釐清自己的定位，例如：吃飯時，就如同日本諺語所說：「食客在要求盛第三碗飯的時候，宜有所節制」等等。

在徹底的自我覺醒之後，內心接著產生「人是什麼？」或者是「人生應當如何？」的疑問。記得母親曾經告訴我：「你的情感太過豐富，何不稍微理智一些！」因此，對於內心所湧現的疑問，我認為自己應以更加理智的態度來面對。

　　一九三八年，我進入舊制的淡水中學就讀。當時的中學教育，已經有相當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在那種氛圍之中，我經常閱讀的是鈴木大拙的著作。鈴木以禪思想為中心，並以世界性的視野來談佛教哲學。而其中影響我最大的，應該是「自我克制」的觀念。

　　清晨擔任勞動服務，來鍛鍊克己心；在瀑布下打坐，以便進入無我的境界；這些都是徹底的唯心論。《臨濟錄》有一段話說：「心生則諸法生，心滅則諸法滅」，為人處世若能先消除自我，一切煩惱也自然能消除。

　　我每天一大早便積極參加打掃工作，自動努力去做打掃廁所這類別人不願做的事。凡能訓練克己功夫的，都願意嘗試。

　　我向來熱衷研讀日本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對我的影響很大。 岩波書店出版的《漱石全集》，我看過好幾遍。

　　或許有人會對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也就是我二十二歲之前，台灣一直都在日本統治之下。我接受正統的日本式教育，當然也深受日本傳統的影響。

　　在唸舊制台北高等學校時期（一九四一∼一九四三），我仍不斷拓展閱讀的領域，除了日本古典文學之外，像西田幾多郎的《善之研究》、和哲郎的《風土》以及岩波新書中的中野好夫的《阿拉伯的勞倫斯》、愛因斯坦的《物理學的誕生》等，都深獲我心，即使已經事隔多年，但年少初閱時的感動仍歷久彌新。當時，我光是「岩波文庫」的書，就有七百冊之多。

　　此外，我也愛讀湯瑪斯．卡萊爾的《衣裳哲學》，以及德國「狂飆時代」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的煩惱》等。而在俄羅斯革命前夕的黑暗社會中，致力追求光明的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等作品，也都是我主要的精神食糧。

　　由於擁有龐大的藏書，在戰後台灣書籍匱乏的時期，我還曾與友人商量，拿出個人藏書來開個舊書店，效法岩波書店的成立宗旨，用書籍來啟發台灣的同胞。

促進台灣的農村建設　【作者:李登輝總統】

我曾經專程前往日本，花了數個月的時間，調查戰後日本的「農業基本法」。對農業人口佔大多數的國家來說，如何兼顧農業的保障和工業的發展，是一個大問題。日本戰後的發展經驗，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

　　日本在池田勇人首相主政期間，經濟高度成長，農業面臨重大危機。急遽發展的工業，徵收了大筆農地，使農地面積縮減，也導致地價暴漲。台灣在蔣經國院長時代，也曾經遭遇過相同的處境。而台灣較日本的轉變又更為快速。

　　當時，擔任政務委員的我，負責的任務就是擬定周全的計畫，以保障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同時確保工業化的順利發展。我在理念上，和孫中山先生一樣，以確保地權分配為原則，而在作法上，則採取舒茲所提出的，農業與非農業產業不可分開處理的立場。

　　當時規模宏大的台塑公司，曾打算在某縣以每甲四萬元的價錢，購買四千甲土地。依照當時的法律規定，只有農民才可以購買農地。因而，台塑企圖遊說行政院，修訂法律，讓法人也可以購買農地。

　　倘若法律修改成功，相信台塑和其他企業在台灣全島，已經購買十萬甲的農地了。十萬甲的農地，約可維持十萬戶農家的生計。一家以五口計，則將有五十萬的農民被迫脫離農業。

　　然而，以當時的財政、經濟和社會狀況，並沒有餘力來救濟這些人，或吸收這些勞動力。一旦放寬農地買賣，可想而知的，台灣將增加五十萬的失業人口。

　　這是極為嚴重的問題，絕不能坐視不顧。但是，當時政府內部，只有我一人反對該項法案的修訂。最後，我卻說服了蔣經國先生。我所提出的理由是，由於台灣的工業並不十分發達，雖然有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因農地買賣而釋放出來的農業人口，無法被工業完全吸收。因此，與其開放農地買賣，不如將資本引進農村，發展農村，提昇國家整體生產力。

　　一直到很久以後，許多人才真正體認到這項政策的正面效益。最近，我在打高爾夫球時與桿弟聊天，無意中得知，這位桿弟的老家，位在當初台塑打算購買的地區，因為我的反對，而使農地收購計畫告吹。

　　我問他，當地人對此事有何看法，他表示，父執輩的人都十分感謝李總統，因為當年一甲地是四萬元，現在已漲到三千萬到五千萬左右，大家都慶幸當時沒有脫手。而年輕一代的人也都相互傳述我反對開放農地買賣的事。

何謂「認同台灣」？　【作者:李登輝總統】

　　能獲得蔣經國院長重用，或許因為我是台灣農業問題專家。而另一項原因則是，絕對不必擔心我會採取革命式的激進行動。

　　經國先生和我不僅都學習過馬克思主義，而且有著許多共同點。當年，某位情治機構的人士就曾經向我表示，除了蔣經國之外，沒有人會重用我這種人。我確實希望能報答經國先生的知遇之恩。但是，在「認同台灣」的問題方面，我卻和他有著不同的想法。

　　經國先生提拔我為副總統，我想他並不是要我擔任接班人。也許是因為沒想到自己病情會如此嚴重而致早逝吧。經國先生曾經說：「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對於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過。

　　所謂「認同台灣」，我想最重要的，是對於台灣的愛。我經常提到，將來領導台灣的人必須是非常愛台灣，而且是可以為了台灣，不惜粉身碎骨來奮鬥的人。

　　所謂的「台灣認同」，到底是什麼呢？有人會認為是台灣獨立。但是，我認為，即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必須明確化，卻不一定要拘泥於「獨立」，反而是將「中華民國台灣」或者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實質化，才是當務之急。

　　我在推動政治改革時，曾經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將台灣的統治權限定在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暗示不及於中國大陸。雖然有人因而批評我，無意保有與大陸的整體關係。但是，我認為，台灣必須先確實立穩腳步才行。如果台灣本身的認同不明確，又何以考慮大陸問題。

　　因此，最重要的是，台灣必須先取得國際間的認同與地位，至於思考中國整體的問題，則是以後的事。

台灣終能綻放出燦爛的光芒　【作者:李登輝總統】

　　儘管優先順序有別，但並不表示我們不關心中國的未來。台灣的發展方向，不僅是台灣本身的重要問題，對於中國，也有重大影響。

　　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不論是四千年或是五千年，就文明而言，的確是悠長歲月的結晶。但是，如果我們審視歷史，卻不免覺得遺憾，因為歷史一再重蹈覆轍。歐洲人所批評的「亞洲之停滯」，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近代以來，中國由於國民革命，以及共產革命，使停滯的歷史出現突破的契機。可惜國民黨所發起的國民革命，遇挫中斷，其後的共產革命，也陷入相同的惡性循環之中。

　　共產革命的結果，並未脫離中國的傳統，也沒有擺脫「亞洲之停滯」的困境，反而促使霸權主義抬頭，帝制主義再度興起。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促進了產業的成長，但思想方面，卻完全無法擺脫舊有框架。因此，經濟雖有進展，但政治改革仍在原地踏步。

　　看到現今的大陸情況，我認為台灣的發展，或許可以成為未來全中國發展的典範。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我曾向《華爾街日報》投稿，標題是〈台灣的成功典範〉，提及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典範，就在台灣：

　　最近中共以及部分西方人士指責中華民國正在推動「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者是「一中一台」的運動。但是，我們認為台灣所力行的，是為了讓中國擺脫共產黨統治，成為自由、和平的國家。

　　在經濟方面，我們持續進行結構性的改造，將勞力密集型工業轉型為技術密集型工業，而農業產值佔國民總生產值的比率逐年下降。目前工業產值佔國民生產總額（GDP）的百分之三十五、服務業佔百分之六十二、農業只佔百分之三。

　　在政治方面，我們透過修憲，完成總統直接民選，並進行政府改造。同時，也積極落實教育及司法改革，為民主社會奠定長治久安的基礎。

　　共產中國之所以和過去的歷史一樣，陷入「進步、退步」的惡性循環中，有幾個理由，第一、政策由領導人個人作決定，聽不到人民的聲音；第二、缺乏前瞻性眼光，無法因應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第三、領導者忽視人民福祉。無視人民存在的政策，成為社會發展的不確定因素，也阻礙了中國的持續進步。

　　而另一方面，台灣則靠著自己的力量，一步一腳印地脫離停滯的傳統社會。台灣為什麼能做得到？正如我在思想發展歷程中，吸收了各式各樣的觀念一般，台灣也吸收了許多不同的文化、制度和思想，終能綻放出燦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