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先生的背影

 做為台灣這艘民主之船的「老船長」,李登輝前總統十二年任內推動「台灣第一波民主」的表現,即使稱其為「台灣民主改革之父」也不為過。李前總統在總統大選後所展現的民主風度,以及對阿扁的多方協助與鼓勵指點,我是衷心地感佩與感激。

◎民主先生交接、大學恩師監誓

 總統就職典禮那一天,在總統府介壽堂裡宣誓就職時,李前總統把國家大印交給我,司法院長翁岳生先生則是監誓人。

 我看著李前總統,他在國際上享有「民主先生」美譽,也是民進黨長期以來最可敬的對手,現在,他把國家元首的責任交給我,彷彿把千斤重擔從自己的身上卸下來,讓我繼續背負。 

 轉頭看翁岳生院長,他是我大學時代的導師,對我非常疼愛,還把自己的研究室借我讀書,讓我可以不受宿舍熄燈的限制,才能在大三時以律師高考第一名取得律師資格。他後來還擔任我結婚時的證婚人,我一直像對待父親一樣敬愛他。宣誓對婚姻的忠誠、對國家的忠誠,都是由恩師當證人,這意義是何等重大,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後來,我還邀請他擔任我女兒婚禮的證婚人,為我們兩代做見證。

 完成宣誓,我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現場奏起了元首樂。阿珍事後說起,她看見李前總統夫婦站在台下,臉上充滿了喜悅。

 典禮結束後,我邀請李總統在總統府廣場對大家講幾句話,他簡短致詞之後大步離去,在恭送的樂聲中、五二○的晨光裡,我看著他頎長的熟悉身軀,以及那高大挺直的背影,心中感動不已。

◎「棄連保扁」絕非事實

 其實,早在我被民進黨提名參選之後,我和李前總統的關係,就一直是媒體著墨與外界關切的焦點,尤其是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先生陣營的人,有的還不能徹底承認敗選,認為李前總統曾暗中幫助我,產生所謂「棄連保扁」效應。

 這種說法與事實嚴重不符,只要稍微動腦筋就可理解,李前總統是絕對不可能「棄連保扁」的。

 在台北市長競選連任時,大家都知道李前總統對馬英九先生很有意見,但為了勝選,他還是提名馬英九先生和我對決,並且在最關鍵的時刻高舉馬英九的手說:「馬英九是新台灣人!」當時國民黨希望把阿扁封殺在一壘,這種態勢實在太明顯了,哪有投手在第一局把打擊者封殺在一壘,第二局卻故意讓對手打出全壘打的道理?

 何況,連戰先生是他刻意培養的接班人,李前總統支持與他合作多年的連戰先生,根本是天經地義,怎麼可能反過來支持一個長期堅決對抗國民黨的阿扁呢?

 想起競選總統的那一段日子,李前總統以近八十高齡、又有心臟病,南北兩路奔波,希望國民黨能繼續保有執政權,在我看來,即使是連戰先生對選舉的投入與積極,都不及李登輝先生。 

 李前總統從未在選舉的過程中支持阿扁,這是沒有任何爭議和懷疑的,媒體和李前總統的反對者卻不斷污蔑他。我選上了總統,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雖然他自己並未辯解和澄清,我卻覺得實在對他太不公平。

◎國民黨部群眾事件令人痛心

 特別是在去年三月十八日開票結束後,宋楚瑜先生陣營的支持者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李登輝下台時,我看了更是難過。台灣這次總統大選舉世矚目,卻留下這一個不美好的尾巴,實在令人非常痛心。

 在這個群眾包圍事件的背後,許多值得深思的觀點應該點明,才能對日後的民主有所啟發。

 宋楚瑜先生當時是無黨籍候選人,退出國民黨參選既然是自己的選擇,怎能放任支持者去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並且要求其他政黨主席下台?這就好像美國的自由參選人落敗後,去包圍民主黨或共和黨黨部要求公道一樣,在民主國家的運作中非常不可思議。

 那幾天,台北市長馬英九先生也到場處理,馬市長不但是國民黨籍的首都市長,又兼任國民黨中常委,理應為自己的上司、黨主席辯護才對,馬市長非但不如此,還反過來附和抗議者,成為抗議者的代表,去要求自己的上司、黨主席下台。馬市長大概忘了,當年是誰舉起他的手高喊「新台灣人」讓他順利當選的?

 更不可思議的是,國民黨人士推舉連戰先生繼任黨主席,來逼李登輝下台。在民主國家裡,選舉失敗了,最該負責的是候選人,而不是黨主席或執政者,結果國民黨卻是候選人不必負責,黨主席負責下台,這不知道是哪一國的政治文化?

 也許是旁觀者清,我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世界潮流不可抵擋,一是自己長期鬥爭、分裂、內耗的結果。如果不是國民黨分裂,七年前不會失去台北市、去年也不會失去執政權,國民黨不能看清自己分裂的局勢,只會怪罪李登輝先生,就如同在下棋對弈之際,自己將自己一軍一樣地荒謬。

◎李登輝、林義雄去職令人惋惜

 當選總統後,為了政權的順利移交,我與李前總統常常見面。他當時很感慨地對我說,為了政權順利移交、維持大局穩定,他本來打算在九月才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但看到當時國民黨內部的亂象,他再做黨主席也沒意思了。

 我懇請他不要那麼早辭去黨主席職務,李前總統則苦笑著說,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回顧過去一年多,有兩件事始終讓我耿耿於懷。

 一是李登輝先生如果不要那麼早辭去國民黨主席,以他的民主氣度與胸襟,必然可以使國民黨和民進黨維持良性競爭關係,對政黨輪替後政局穩定會有很大幫助,可惜他提早下台,讓政局一開始就陷入政黨惡鬥的泥沼。

 二是林義雄先生如果不要放棄連任民進黨主席,對政局也會有很大的穩定作用。林前主席是我選上總統的關鍵人物,他從頭到尾坐鎮督軍、指揮大局,對外沉著應戰,對內消弭雜音,帶領民進黨贏得跨世紀大選,對於勝選,他的貢獻最大。

 如今看來,如果這兩位重量級政治家能夠多停一停腳步,過去一年多的台灣政局可能會變得不一樣,必然會平順得多。

◎李前總統對政權轉移的使命感

 坦白說,政權移交一開始並不順利,不論總統府或行政院,有一些人可能選後心情不佳,加上馬上要失業,並不是那麼積極主動,雖然有少數熱心的人,但大多數人的態度是冰冷的、消極的、抗拒的。

 好在李前總統非常主動、積極、熱心,他有強烈的使命感,覺得有義務協助、幫忙、指導我。在五二○就職之前,我每星期都到官邸好幾次,他一想到重要的事就叫我去官邸,一件一件告訴我,一樣一樣移交給我。

 有一次他還主動問我和阿珍:「你們什麼時候搬來官邸?你們決定日期,我可以提前搬走。」他看阿珍行動不便,叫我們先參觀官邸,可以先想好如何改動,將來比較方便。

 我們不敢踰越分寸,連二樓都沒有走上去,趕忙對他說:「我們的房子還可以住,總統要住多久都可以,等總統搬了,我們再來看吧!」

 那一次,我和阿珍都為了李前總統的體貼、細膩、謙和而感動不已。後來我們與李前總統夫婦結下相當良好的交誼,我的女兒幸妤出閣,我更邀請李前總統代表親友致詞。

 在移交過程中,有一些單位,像情治、軍事、外交、兩岸等事涉敏感,負責的人甚至不敢向我做簡報,都是李前總統一一交代下令,他們才敢向我簡報。後來,這些敏感單位對國家維持效忠,相信這與李前總統的態度有莫大關係。

◎李前總統的歷史貢獻

 在與李前總統一次又一次的坦誠會晤中,我益發感受到他人格的磊落無私。李前總統所以能有如此寬大的胸懷,除了他有極高的民主素養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對台灣土地、人民真切而深厚的愛。

 李前總統常常對我說:「台灣的民主之路要繼續走,台灣的民主價值要進一步發揚光大。」對這一點,我們的思考更是完全一致。

 在我向李前總統請益的過程中,他從未向我推薦過任何人事。有時候我希望徵詢他的意見,直接問他:某某人適合坐這個位子嗎?您對某某人的看法如何?我會這樣問,是因為我認為政府是延續性的,人事的穩定相當重要,因此只要舊政府官員能力、專業、品德都沒問題,就應該繼續在新政府裡為人民奉獻心力。

 但是,李前總統從來沒有在人事上有任何置喙,不但沒有給我意見,也沒有給我壓力,後來有一些人留任,完全是因為他們的能力優秀,與李前總統毫無關聯。

 所以,有些人推測李前總統曾介入新政府的人事,這是真正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些批評他的人,完全不了解李前總統的人格操守和氣度。

 我一向認為,看人可以有三個層次:是非、功過、恩怨。很多人會以恩怨的角度來看待李前總統,但是,我認為應該以大是大非的角度來看待。

 李前總統在十二年任內不但是「民主先生」,在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過程中,他更扮演非常重要的護衛角色,我對李前總統充滿敬意與謝意,做為新任元首,未來不論我的任期是一任還是兩任,我都會扮演好政黨輪替的角色,把政權移轉給民進黨或其他政黨總統當選人。

 這就是歷史的大是大非,李前總統在推動「台灣第一波民主」與政黨輪替過程中的功勞,遠遠超過私人層次的恩恩怨怨,我們應在歷史的層次上給予李前總統應有的高度肯定。